17世纪初期，当移民们收拾行装预备踏上险恶的海上征程的时候，在他们有限的空间里会有书籍的一席之地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些有着新教特别是清教信仰的移民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应该会识字、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圣言直接沟通，所以书籍是必备之物。事实上，在温思罗普等第一代清教徒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率非常之高，1646年之前迁往新英格兰的移民大约有25000人，其中至少有130人受过大学教育，100人就读于剑桥大学，32人就读于牛津大学，87人有学士学位，63人有硕士学位，在这130人中，98人将在殖民地担任神职，27人成为政府官员，15人从事教育，5位经商，3位行医，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所有人都兼为农夫。

很多人带去了为数不少的书籍，那么，在殖民地家庭普及的五格书架上，他们都会放上什么书呢？在非常流行的一本行为手册《纯粹绅士》（The Compleat Gentleman, 1622）中，作者亨利•（Henry Peacham）告诫大家不要当书呆子、不要带无用的书。尽管法国书籍史学家一再强调对书籍的拥有并不能切实证明对书籍的阅读，但是考虑到移民们携带书籍的代价之高，基本能够判断他们带去的书籍就是对他们来说有用的书籍，就是未来美国的思想基因。

书籍史学家通过大量的殖民地历史卷宗、档案、私人日记、藏书目录、订货单、遗嘱、法律文件等等文献资料，发现最为普及的印刷出版物是家庭必备的《圣经》，以及相关的祈祷书、赞美诗和教义问答，1679年科顿•马瑟宣布“现存有不少于500种教义问答”。随后是一些重要的、实用的小册子，比如医学方面的《健康指南》（Directions for Health），法律方面的《治安推事》（The Country Justice），公共事务方面的《军事纪律》（Military Discipline），还有一本深受欢迎的《完美的程序：如何知道马的年龄》（A Very Perfect Discourse and Order: How to Know the Age of a Horse）。排在后面的是一些有关生活之道的手册，比如那本《纯粹绅士》和《英国绅士》（The English Gentleman, 1630），这两本书不仅罗列了绅士礼仪，尤其强调虔诚感和使命感，其生活目标可以概括为“赞美上帝，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国家的利益服务”。除此之外，还有百科全书式的书籍，比如4卷本的《法国学术》（The French Academy），这套书实际上是对文艺复兴成就的完整梗概，追随西塞罗的文体风格，对古典文学、道德学说、神学、哲学、天文学、生理学等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一直到18世纪都是新大陆的畅销书。再往下，是通行的年历，上面有插图、常识和箴言。然后就是少量的学校教科书。

在17世纪的殖民地，有五本书祈祷书类的读物最值得讨论，因为它们都拥有最大量的读者、影响又都超越了地区界限。它们是：约翰•福克斯的《纪念与丰碑》（Acts and Monument, 1563也就是《殉教士书》 Book of Martyrs）；刘易斯•贝利的《实践虔诚》（The Practise of Pietie, 1612）；理查德•阿莱斯特里的《人的全部责任》（The Whole Duty of Man, 1658）；理查德•巴克斯特的《穷人的家庭书》（The Poor Man’s Family Book, 1674）和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The Pligrim’s Progress, 1678, 1684）。《殉教士书》激励了教徒们的牺牲精神和上帝选民的自豪感。《天路历程》虽然是小说，优点在于通俗易懂，因此普通大众的喜爱。另外三本都是宗教手册，提供了相当系统的基督精神和实践的理论，但是又不深奥复杂，概括起来，这些流行的书籍反映了移民们的一个精神特点，那就是不喜空论、注重行动的“实践虔诚”。

1638年，约翰•哈佛留给哈佛学院400本书籍，近四分之三是神学书籍；到17世纪末期，哈佛图书馆的藏书增至3000部，但是神学书籍比例依然很高；即使到了1723年，还保持了三分之二的比例。

“圣书的子民”，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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