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夏天，我在北京声名狼藉，只能南下深圳投奔一家声名狼藉的杂志。我像个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倒霉蛋，朋友们的送行酒，吃了整整两周。
　　
　　是啊，北京是座多么美好的城市，全世界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百分之八十都住在北京五环内，为我难过的朋友，好多就是中国民间意见领袖，他们咳嗽一声，石家庄的人就安静下来，他们右手食指缓缓举起，ＢＢＣ的话筒就立即伸到嘴边。在北京，每天看上去都有重大事件发生。我是新闻民工，却离开历史的现场。那些将来在纪录片中高高举起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那种无言的悲怆呵——是的，在中国，还有比深圳更声名狼藉的城市么？
　　
　　八十年代时，各类文摘就经常揭露深圳的真实面貌：一座靠走私发财的城市，一座靠全国资金堆积起来的城市，一座寄生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殖民地城市。
　　
　　再后来，中国底层的代言人、中国的民间良心梁晓声说，深圳是座拜金主义的、物欲的、道德沦丧的、文化沙漠的、色情泛滥的城市。他死也不会去那座看上一眼。
　　
　　那时，“深圳”二字容易要我想起“南斯拉夫”。当年铁托跟斯大林同志闹翻，《真理报》这样介绍这个国家：劳动人民重新被西方资产阶级剥削奴役的、政府成为西方买办代理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一个到处是警察和监狱的、一个离共产主义最远的国家。
　　
　　后来，我们知道，原来世界上离共产主义最远的国家是苏联（不含中国朝鲜），离它最近的，是美国。南斯拉夫说的才是对的。
　　
　　深圳要地道北京羞愧的地方不多。在吃上，虽然北京人自有其非凡想象力，能把任何原材料变出你意料不到的难吃，但他们大都还有公正的舌头，他们该承认，深圳若自称天下美食第二，那除了广州，就没人敢自居第一。在深圳，凌晨四点你上街溜达，不要说满街烤窜、鲜榨甘蔗了，你要买到全套虎骨和一打藏刀，并不需要走上二十分钟。这种生活的方便，对天生热爱首都井然、有序风貌的北京人来说，并不值得羡慕。如果还要举深圳的优越性，那就是服务业惊人的价廉物美了，当然，其代价是城中村的大量存在，北京人可不喜欢乱营营的城市。
　　
　　余下的，就是深圳的操蛋之处了。但也没传说的那么坏。比如深圳的犯罪率。从我的家乡开始严打，深圳就沦为全世界犯罪率第二的城市，因为比起深圳，犯罪之都广州离湖南更近。不过，我真没在深圳看到一个小偷一次抢劫，未必我真的像落单的砍手党？
　　
　　深圳的文化沙漠，我也没太觉得。一位北京土著朋友，每次一定要我承认香港是个文化沙漠，承认“文化”一词当然只能附丽于“北京”二字之后。至于深圳，连香港的伪军都算不上，至多保安，提它干嘛。不过，深圳有帮业余爱好经济学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他们的爱好，出于智力过剩和吸引美眉的成分，是全国最纯粹的，我获益良多。北京的文化人肯定不喜欢他们，譬如他们经常请我吃饭，却不打听北京动向。
　　
　　深圳我最不喜欢的，是其新闻管制之严厉，全市所有报纸杂志竟然被集中在一栋楼，这样的环境，当然不会有外地人投效，不会形成所谓的媒体圈子。当然，深圳凡事只能当老二，当时有个上海，新闻管制到连车祸都不曾发生过。我呆的那家杂志好歹远离那幢新闻大楼几百米，但吸引我来此的福利——免费住房，其潮湿阴暗令人印象深刻，我的衣服必到办公室呆到中午十二点才会被体温烘干。我很少在床上睡觉，在缺了一根横梁的架子床上不让床板垮塌，这门不易掌握的技术我快离开时才掌握。
　　
　　深圳最要人受不了的是它的无趣。它的无趣，甚至我都总结不出几条可说的东西，这里拣我还能想起来与北京的对比说说。出机场，一上出租，的哥就要你系上安全带，半路有人超车，的哥只是安静地向右稍打方向盘，然后，你知道他是外地人，他知道你是外地人，再然后，没了。北京的日子可不是这样无趣：你系上安全带，的哥右手一挥“嗨，那玩意儿……”，大度地原谅了你的无知，你立即觉得用根皮带把自己绑起来确实很没见识，如果验明你北京人的正身，其他出租想超车，你会听到赵忠祥老师醇厚的声音“傻—逼！”，然后是他别转头，目光热切地邀请你加盟，若你是外地人，那你算是遇见博导了。
　　
　　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怀念北京。
　　
　　深圳是一个这样无趣的城市，但扎下根的深圳人对自己城市的骄傲，在我看，与所有城市的骄傲相比，它都是成色最纯粹，最值得支持的。正因为其是外来淘金者组成，所以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只与他们自己有关，没有历史、没有前人，他们的骄傲也最纯粹。
　　
　　像北京，他们的骄傲是大清和红朝在此建都，占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女子，组织了他们轮番扮演眼睛明亮的人民群众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每来新的占领者，都是他们第一拨出来摇旗欢迎，每打倒一个新的政治集团，都是他们第一拨上街敲锣打鼓；在上海，他们的骄傲是“１９３１”殖民地的见多识广，洋鬼子的毛胸膛、白俄妓女丰肥的大腿，他们最先领略过，正所谓：“西方哪个国家我没去过？美国有个华莱士，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和他谈笑风生……”
　　
　　比较上海北京两地市民的文章很多，大都以为，中国真正的市民，最早只产于上海一地，而北京只有皇民，这话的确不错。但上海市民，民生问题的计较，范围绝不超过自家楼道。一出门，遇见戴红袖标的老头老太就缩了回去。上海的市民，人格上是理性经济人的啮齿动物版。外地人到了上海，很快也会细细碎碎地啮齿化，就如外地人到了北京后，迅速变成围观群众一样。
　　
　　而深圳的伟大之处，恰在于它没有文化。体制内的冒险者，刚出校门的梦想者，偏远地区的心有不甘者，汇集成了深圳市民，他们的年轻，他们的受过一定教育，他们的野心勃勃，他们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最后沉淀成格局和意识最完整的市民，在中国范围内。他们说普通话，不是只关心政治的北方人，也不是只算计针头线脑的南方人。
　　
　　比起最善于算计个人得失的上海人，他们关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自己小区，超出了同业群体，深圳人比上海人高明之处在于，他们知道“利益”前必须有个“权”字，无“权”则无“利”。比起关心世界命运的北京人，深圳更知道这种关心如何落实。深圳其实是北京一个很好的搭档，因为全中国的意见领袖都住在北京，深圳人只好当群众打打下手了，他们做得不错，深圳是志愿援助贫困地区义工和教师最多的城市。很有可能，深圳是中国唯一一个响应志愿活动者远远多于所需名额的城市——而且也可能是政府对这些志愿者没有政治回报的唯一城市。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很多，譬如献血，深圳也是全中国义务献血最多的城市。
　　
　　你看，中国最资本主义的城市是深圳，如果要搞中国离共产主义社会最近的城市评选，我想当然是深圳。
　　
　　这个问题，值得北京人好好研究一下。
　　
　　当然，也不能忘记广州。因为广州难懂的本地方言和外来者如此之多，这个城市很快形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于土著的群落，这个群落与深圳人完全一样，他们说国语，即算计钱也算计权，即关心自家楼道以内，也算计小区之外。广州本地人看《羊城晚报》，他们和深圳人一起看《南方都市报》。而且，他们就是《南方都市报》的拟人版，上半身很草根地义正词严地关心比北京人低三个档次的公共问题，下半身偶尔诲淫诲盗，全身心想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社会主流。
　　
　　虽然深圳没有大学群落、没有遍地开花的讲座、没有随时跟着海外记者的意见领袖，他们只能搞成遍地开花的扁平化的各种小团体。但我的每个深圳朋友一听到北京文化人的藐视和诋毁就面红耳赤，可惜，此时深圳没文化、没历史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除了面红耳赤外，他们讲不出任何可以带上“lism”的词儿为自己辩护，这是深圳人最有趣的时刻。
　　
　　我知道，写到这里，我已经把深圳变成一个有了过多政治解读意味的符号，而且，今天的深圳，除了其生机勃勃的市民，早就成了一个官僚机关内地化，甚至过犹不及的城市。没办法，这就是无可救药的北京人的操性，虽然我深刻提防这一点。好吧，我就讲我听来的唯一一个深圳故事收尾。
　　
　　六年前一个晚上，一个人到自动取款机提款，发现刚走的女孩忘了取卡，卡上有四千元，他全取了，回家，坐卧不宁。第二天，连卡带钱交给银行，嘱他们找到原主。他说，他是刚毕业到深圳的学生，缺钱，但这四千元会要他不安，他相信自己能成功。失卡人是我的同事，四千元是她全部存款。她说她特别理解那个人，多年来，她一直希望命运眷顾那个拾卡人。
　　
　　两年前的今天，我回到了寒意凛凛的北京。
　　
　　今天，那些一起吃喝的深圳朋友，除了一个漂亮的美眉，我大都不记得他们的容貌甚至真实姓名了。我偶尔也会怀念他们，怀念那个退还四千元的无名者和他们无趣然而却离共产主义最近的城市。（文/黄章晋，摘自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