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城管和小贩的冲突不时见诸报端，甚至屡次搞出人命。我以为，问题不在于城管要不要管理市容，而是以什麽理念来管。一种是秉市领导之命，要争“卫生城市”、“文明城市”之类的称号，于是就扫荡街边摊贩，罚款、甚至没收其商品和谋生工具。另一种却是要想到，整洁的市容固然是市民的愿望，小买小卖可是小摊小贩的饭碗，肚子重于面子，清理之前先要安置。后一种做起来固然复杂得多，可是长治久安之策；前一种简单痛快，但往往激起冲突和仇恨。前不久，成龙说中国人需要管，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反驳。其实，成龙的这个“管”，没说清楚。上述的另一种管，当然老百姓是需要的；但若是第一种“管”， 成龙就难免有奴隶或奴才之嫌。所谓“领导”，也有上述两种之分。例如对群众性事件的处理，如果是“服务”式领导，就会尽快地公布事件真相，听取群众意见，就会采取群众信任的方式彻底地透明，就会严格地依法处理决不官官相护。而“统治”式领导，却自信有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万众俯首的威严，我一定调子你就得听，我一个脸色你就得识相，否则就是刁民，接下来除出动警察、武警，还能有什麽镇得住的办法呢？其实，“镇得住”是表面现象，群众心底的不服却只会加剧。
说明白点就是，领导、管理有统治式和服务式之分。这两种模式，有根本的不同：一、出发点不同。统治式是出于当权者的意志，而维护的利益就常有当权者的特殊利益；而服务式却表达的是民众的意志、维护的是民众的利益。二、归宿不同。如果把摊贩草民扫地以尽，不论其死活，只要城市市容光鲜，按统治式管理观，是完成了任务；可按服务式管理观，那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需要弥补善后的。在群众性事件中，按“统治”式领导，无非是我处理你靠边、我领导你听话；而按“服务”式领导，就必然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监督权。三、措施或手段不同。统治式管理倚重没收、罚款、拘押；而服务式管理则主要是协商、说服、安置。统治式领导是开口必指示，坚持异议就采取组织措施，甚至专政措施；而“服务”式领导，则应通过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通过教育、引导，实现领导与民众的主流意识一致。归根结底，两种领导、管理观相区别的核心是：谁是主人？小摊贩应是城市主人的一部分。而城管，作为一个个市民，是城市的主人；但其以公务员的身份出现、实施管理职能的时候，他就只应该是公仆。公仆应该忠诚于、服务于主人，哪有统治主人、甚至对主人实施专政的道理呢？而一个政党，一旦执政了，也只应该是人民的公仆。
提出“三个代表”的时候，不少人说，不过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这真是天大的误解。真理虽然因为是那样的天经地义而让人无法产生新鲜感，但这丝毫不该掩盖它的极端重要性。“三个代表”是作为共产党的性质提出的，但它的核心观点是党应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执政党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如果说，树人建党立业须遵循不同层次的一系列原则的话，我认为，“三个代表”就是其中最原始、最根本、最基础的原则，其他原则，应由此挥发出来。
自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来，王主还是民主的问题在舆论上就已经解决。不承认“天下为公”的，不是独夫民贼，就是奴隶奴才，不得人心。说好说，做难做。在一致的舆论下，可有真有假、鱼龙混杂。有些势力，实际上追求的是背离人民利益的特殊利益，尽管口头上还一再标榜是为民做主。如果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市容整顿中的冲突、土地征收中的冲突、多年不能解决的信访问题就都不是难题。
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可知，一个政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向民众进行宣传，以求得支持，这是正常的事。但作了执政党就应该是人民的公仆，就只能党政分开，国家事务遵从民众的主流意志，绝不能代民做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众。果能如此，天下就稳定了。例如，国共两党血战了几十年，还不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如果都能以中国民众的主流意志为意志，选票就可以决定政权的归属，何需枪杆子？再例如，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冷战了几十年，疯狂地军备竞赛，还不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如果都能以世界各国的主流意志为意志，又何需世界大战？但历史无法假设。总有那麽些势力，以为自己的主张正确，以为自己的力量强大，必须也可能统治他人他国，所以一意孤行，世界由此而动荡不定，人类为此而付出惨重代价。历史经验必须记取。某种理想的“伟大”，远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纠错靠得住，“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仅是今天的需要，就在当年也是正确的。至于力量，谁能与人民抗衡？只不过人民的力量有潜伏性，非经一些途径，无从显现；非到一定的时候，无由爆发。
人民当家作主，我以为应该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焦点。我国的经济改革在邓小平明确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迅速取得成效，这是因为指导思想的明确彻底。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却含混不清，怎麽可能取得进展？最典型的主张就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法律统一起来”，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可以统一于法律，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领域怎麽统一？如果意见不一致，谁是最终的决定者？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效的另一个原因是上下同心。广大民众固然因改革而获利，上层的获利更大。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还政于民。那些既得利益者，承认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借“领导”而替民做主，还是大彻大悟，真正尊重人民的主人地位？这会影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人民的力量决定一切，只不过是或迟或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