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的帽子被扣了一百年了，该是摘的时候了。看文章的先不要急着给我扣帽子，看完全文再论长短。

他是满腹经纶的大儒。李文忠公（谥）当年是进士出身，任过翰林。那是全国读书仕子最向往的境界。他的父亲（文安）与曾国藩是同年，曾公又是李文忠的受业恩师。曾公是一代大儒，他的学生们亦是才华横溢，《参翁同书片》就是佐证。曾公的一句“才可大用”高瞻远瞩定调文忠公的一生。如果不拜将、封侯，可能会与辜鸿铭等人同扬华夏国学。斯人已去，不需赘言。

他是驰骋疆场的大将。晚清时局动荡，太平军袭扰半个中华，帝后“巡幸”热河。公受命募兵御敌，我们现在看来是反动、是镇压农民起义。放在历史大纬度中却是“忠君爱国”，非李公之过，乃是尽国人本分，尽“公务员”职责。后人只知李公“丧权辱国”的外交，并不知其沙场之骁勇，亦不知其有与其师（曾公）齐肩之功勋。谓李公中兴名臣毫不为过。

他是中华复兴的先锋。尽人皆知的洋务运动既是初创于李公之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还建立同文馆，选派留学生出洋。他办洋务的初始动机是办军工企业，为我中华不受外侮。在100多年前的中国士大夫中有此远见之人可谓寥寥。能不畏封建士绅之言而大胆更新者唯李公也。李公为一代改革家，更是影响中国后世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可惜天不假年，李公已不能看到百年后的中国是如何强大。“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 公所经手未了事， 我辈可以办了， 请放心去罢！”

他是帝国大厦的栋梁。国人皆知慈禧皇太后的难伺候，更知道帝党与后党不睦。在夹缝中生存的李中堂是如何艰难办差就可想而知了。因当年参奏翁同书而得罪上其弟（翁同龢）使得他在朝中办事更为艰难，甲午海战的失利就深受其害。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可见，李公知道自己处境。他不会像朝中的一些大臣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他提倡“勿衅战事”，因为他知道列强的强大。同样也知道，每次交战后中国要承担什么。谁不知道签《马关条约》意味着什么？更何况是他。然而，中堂在受朝廷电旨“省一分是一分之益”的指示下，与伊藤博文在春帆楼讨价的场景又浮于眼前。更想起人生最后的时光仍在谈判......

　 慈禧皇太后的“再造玄黄”给李公一个朝廷公论。日本国内有评价李鸿章道：“ 知西来大势， 识外国文明， 想效法自强， 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盖棺论定：“ 以文人来说， 他是卓越的； 以军人来说， 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 以从政来说， 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 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短短一篇不足以书写完文忠公的一生。只是告诉大家１００多年前那个咽气一瞬间仍奏疏：“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 重睹中兴， 赍志以终， 殁身难暝。……窃念多难兴邦， 殷忧启圣， 伏读迭次谕旨， 举行新政， 力图自强。”的老人在 １9 0 1 年1 1 月7 日以前的一段应该被大家真正了解的人生。
　　“敬李之才， 惜李之识， 而悲李之遇”－－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