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建设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七大报告公之于世后，对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唯物论结合中国特点（笔者理解为：中华文化特性下的中国文化特征）从而探索出一个更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与政治方向-----在学界却似乎一直语焉未详。

尽管十七大之后，学术界的气氛开始相对活跃起来。其中，茅于轼的《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引发了学术界的一片哗然；谢滔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右转提议也引起了学界的一些争论。此处，不谈茅先生的立场和其背后的理论支持到底是什么，也不对谢先生的理论思考做太多的分析。可见的是：学界不管是民主自由派还是老左派或者新左派，在新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探索上却似乎裹足不前。民主自由派依然老调重弹，继续着他们在文化艺术和新闻等领域的意识渗透；老左派除了在党内和军队之外，似乎仅仅可以获得最弱势群体梦一般的寄托；新左派一如既往的继续着在经济建构方面和所谓自由经济学者的论争（几年下来，颇有成效）。

笔者以探索的态度对之进行了一些思考，行录于下，权当抛砖引玉：

马克思主义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就一直是党纲和党章的核心理论依据，尽管在近八十年的历程中出现过一些执行上的偏离，但，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十七大的召开，依然稳如磐石的屹立在中国政治理论的制高点上。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在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上完完全全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建设，其意志之坚定，虽老大哥亦不能撼！

改革开放以来，迫于国际国内形式的变化，邓公提出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没有再坚持绝对的计划经济，改革伊始，在计划经济的大结构下引入部分民生市场经济，顿时活力四射。当年的经济发展也的确为国人所喜！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邓继续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其用心可谓良苦，可惜，应该与经济改革齐头并进的社会制度改革政制改革以及理论创新却豪无建树，一句“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却是站在纯经济立场将整个国家推入到文化破败而物欲横流的深渊。（当然，我们无须恶意的揣测邓公的强国之梦，毕竟，将国民从饥饿的边缘拉倒基本生活物质条件自给自足已经足以名垂青史！此处不繁述）

进入江时代后，经济改革越走越远，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家经济必须逐渐从农业经济转入工业经济，没有做好理论准备的国家当局已然被经济改革的势能所推动，经济发展的惯性作用在没有其他相应软件建设的情况下开始出现撕裂社会的端倪。（马云在一次与政治不相关的讲话上说：一辆拖拉机装上宝马的引擎，一旦发动，必然导致车身散落。）标志性的事件是私营经济的法人从政协走进党委。此处也不愿意评价其中的得失利弊，不过认为：单纯的精英笼络做为一个国家政策肯定是不可取的。这种按照经济能量择优选取的方法不仅仅是背离了共产党的根本原则，同时也可能将社会误导入一个金权信仰的死地。

进入二十一世纪，自上而下均毫不讳言的清楚：社会出现了太多的断裂！（无须一一枚举，具有足够的常识者应当清楚）经济发展政策亟待调整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国内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也因为三十年的经济建设不过浮肿而已。

在这种相对片面的致富国策下，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同时出现了不均衡的现象。应对这种社会综合发展的畸形状态，自然需要当局从理论上高屋建瓴。近几年来，共产党中央陆续采取了一些社会福利政策试图人为的平衡贫富差距；在经济发展的结构上也在力争做一些有效调整；其中，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观是两个理论上的探索。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观试图从两个层面来改善现状：一，自主创新是针对三十年改革沦落为三十年加工，国家工业能力依然处在全球物质价值创造链的低端，而且，这种物质价值创造链的低端地位因为理论思想创新的几近空白而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的沦落与边缘化。二，科学发展观则是针对三十年加工所导致的大量资源廉价出口（各种产品形式与劳动力）与大面积环境损毁而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自主创新所要改进的是国家综合技术生产力；科学发展观则是要求合理配置生产资料；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生产关系又该如何调整呢？！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需求便应运而生了。

[注：按照笔者惯用的思维方式，自主创新的目标是人际/国际的对应关系；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是人与物质的关系；那么，政治与文化方面的理论之目标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架构是：以共产主义建设为社会蓝图，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方向；以唯物论思想为基础，堪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辨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堪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一系列的经济主张和政治主张与法哲学概念都以这两个范畴为基准。

中国化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以达到在现实中国的文化环境内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为人类社会发展昭示一个新的方向，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建设历史，这段历史让我们回顾起来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并未成功！并且，已经濒临失败的边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阶段性的成功体现。那就是共产主义信仰曾经在中国的确立。将马克思主义实现部分中国化的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晚年曾说过：我现在只研究哲学问题。（1972年会见尼克松语）毛泽东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一生，就是他将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化的一生，甚至包括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从价值观念建立的结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乎可以等同于共产主义毛泽东化。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就是共产主义理想，而毛泽东毕生之所为就是将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知行合一的历史实践。同时，在理解这两个等同概念时，值得参照韦伯所阐述的新教化资本主义精神之建立。

首先，大致描述一下韦伯的新教化资本主义精神基础：

1：宗教改革之后，因信称义理论下教民的相对平等

2：禁欲主义传统

3：教会约束与筛选所激发的自律精神

4：一神论下的世界观

5：出世性质的人生观（天国、上帝救赎）

6：天职思想与职业伦理

这些关键的历史人文因素是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宗教文化背景，在这些背景之下，传统上一直有着宗教信仰的人们各自坚定着自己对上帝的虔敬，按照教义他们相信灵魂的救赎就在虔敬的职业履行当中。也因为他们各自追求着自己可能的“上帝预选”，从而，在他们的观念里，衍生了个人主义的独立信仰使得他们坚信自己只在上帝的审视下生活。

再看看毛泽东建立的中国式共产主义信仰基础：

1：平等的同志关系

2：反奢靡主义的组织风纪

3：共产主义理想感召下的自律精神（当年的党员是一种荣誉，现在则近乎笑柄）

4：唯物论下的世界观

5：入世的人生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6：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精神

之所以说这是中国式共产主义信仰，的确因为这些关键因素得以构成一定与中华文化传统有非常密切而直接的关联。

1：中华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传统，一直秉持着入世观念，从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到几千年的非宗教性质的生活。因为这种入世观念的本来存在，所以，为共产主义而不是个人的转世救赎奋斗终身是完全被接受的。

2：儒家传统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塑造的君子人格中，已经大量富含着“自律精神”与“奉献精神”。中国君子和共产主义战士一样，不是为了灵魂救赎和上帝预选，而是为了君子人格的完善或者生命意义的崇高而不惜奉献生命。

3：唯物论世界观在现代科学下得以证明。而中华传统的世界观虽然有诸多神位，但是，中华文化里的诸神更多的是人格升华意义上的具像象征。真正严格意义的世界观则是以八卦为表现形式的世界认识。

4：关于人的平等关系与类似禁欲主义的传统也同样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当然之义。（要说明的是：所谓封建社会的等级森严一方面有歪曲的嫌疑，另一方面则应该充分理解中华传统上人际关系的互系意义。如：孟子语：未闻诛王，诛一夫纣也------这里显露的就是“尚贤”意义上的互系人际认识；源于元世界认识的八卦关系也突出了人与人的位置意识。）



历史上，西方曾经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共产主义运动称之为“共教”，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具有当然和想当然的宗教意识。实际上，共产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一场人类文化革新的运动----这大概是毛泽东晚年可能有点急切的发动我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简单比较资本主义精神与共产主义信仰的结构之后，尝试一下更具有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

1：国家主体下的自主经济结构模式

2：唯物论世界观的确立与科学探索

3：结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之文化创新

A:儒家/诚意正心的自律精神

B:墨家/自苦利他的奉献精神

C: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贵的民本主义思想

D:兼爱非命的平等思想

E:君臣以义交的社会等级关系

F:尚贤的官僚体系

4：倡导“反奢靡主义”的生活方式

5：以基本福利保障为基础的阶段性社会制度

6：更为开放的地方性议政监督体制

[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