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


弟兄来信，说他陷入难以克制的手淫。茂盛的年龄，如何能在圣洁的安静中等候，胜过情欲的翻滚。我是一样。从少年幻想女性的身体，到第一眼看见这样的图片，无数邪情私欲，所指向或臆想的次数，恐怕已超过日本人在南京强奸妇女的总量。
　　
　　我若在那时扛枪又如何？若在那时被带到陆川镜头下的南京城，我是拉贝还是陆建雄，是唐先生或者姜小姐，是日本士兵角川，抑或妓女小江？我灵魂中真实的罪恶，与肉身世界布满骸骨的荒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或者出于偶然，偶然的意思就是绝对。如日本人绝对邪恶，我们又绝对如何？或者如幻亦如电，人性的落差，就失去了道德的重量。又或者，肉身世界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每件事都如此真实，昨天的屠杀，强奸，谎言，懦弱；今天青年人的义愤或遗忘，纷纷手淫，或纷纷入党。关于灵魂与肉身，记忆与现实，民族与个体，最鲜艳刺目的意象，还是郁达夫当年的小说，留日学生躺在床上，一面手淫，一面高呼，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感谢祖国的崛起，使手淫的宏观环境，一旦脱离国家意识形态，还原为灵魂里一桩真正的磨难。有朋友问，对自由民主的关切，为什么不见了。我说，满目苦难，有时是我们认识自由的妨碍。自由的真正命题是，如果我死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呢，如果我死的时候盟军还没登陆呢。清廷还没推翻，日本还没投降，避孕药还没发明，革命尚未成功，瘟疫还在蔓延？自由的真正挑战是，如果这样，自由之于我还有可能吗。自由可以超越于制度变迁之上，并因此带来对制度变迁的祝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意味着，对曾在世上活过的人来说，自由只是一件碰巧的事。碰巧改革开放了，碰巧文艺复兴了，碰巧有个妓女愿意站出来，去给日本人当慰安妇，换取幸存者过冬的粮食？
　　
　　如果这样，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或512龙门山脉地震的罹难者时——尽管迄今我们仍然没有他们的名单。你该说些什么呢。难道说，自由是六合彩，只提供给某些幸运儿。你们八字不好，注定一生与自由“无分、无权、无记念”？
　　
　　我回答朋友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逻辑。将任何一种肉身世界中的理想，哪怕是自由民主、普遍人权，倘若看作一个价值观与人生理想的至高点。就意味着你的理想，对任何一个在灾难、战争、屠杀或不义的制度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来说，都是冷酷的。因为你的主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撇在了美丽新世界的外面。
　　
　　所以，看这部电影，不是给我一个抒发民族恨意、强化民族身份的机会。或给年青人提供一个手淫与南京大屠杀的超级链接。其实任何对苦难的描写，都在挑战和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就像走在街上，我常问自己，对面那个乞丐，前面骂骂咧咧的人，或遵道镇上失去亲人的那个嬢嬢，在我的信仰里，就是在我所相信的那个宇宙人生里，有没有他们的位置？在我的盼望里，有没有他们的盼望？如果我的信仰，在逻辑上必定会将一部分人类，以一种不公义的方式撇在外面，我的信仰就是虚假的。因为我以自我的理想，切割了这个世界，把一个人类，分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类。除非我就是上帝，不然，我怎么敢呢。
　　
　　以往的抗战电影，都把人类分为两种，好像卿本佳人，所以对邪恶不可理喻。其实呢，日本人在南京干过的一切坏事，中国人彼此之间都干过。陆川的勇气，是全片以角川为主线，把日本人还原为了人类。角川不是恶魔，而是一个有人性的坏人。他不是与中国人不同的族类，而是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他坏，但他仍在我们中间，被称为人。一旦他被称为人，我们中间最好的那个人，在上帝面前，对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也同样负有责任。除非他不是人，不然，我们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撇开他。
　　
　　我的灵魂，尝过这异常的痛苦。但侵略者与受难者的区分，只是第一层的。公义而肯定，却不是全部和至高。就如自由民主，在这个层面上，也值得追求和肯定，但一样不是全部和至高。陆川拍出了中国电影早该拍出，却一直无能拍出的一个起点。导演的才华，有一大半，都用在为着角川最后的自杀，细细描述一个陷在罪中的人类。
　　
　　使角川忧伤而不能自禁的，并不是一个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悔恨，而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悔恨。他所爱慕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梨花带雨，我见犹怜，使战争的宗教性在他心中坍塌。日本军队祭奠亡灵的那场鼓阵，是这种宗教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浓墨重彩的出场，甚至饱和到快要撑破黑白的镜头。这是陆川试图理解这场侵略与屠杀的点睛之笔，也是对靖国神社的一次预演。后来，角川看见姜小姐的十字架项链，他说自己也在教会学校读书，强要了过去。他的上司松井开枪打死小妹，说，这么美的女人，不该这样活着。角川的震惊，只是无数铺垫中的一个。姜小姐最后被士兵拖走，回头朝这个揣着十字架的日本兵，说了一句英文，请打死我。角川开枪打死她，也最终打死了他灵魂中的那个日本军人。
　　
　　将日本人“去妖魔化 ”，是这部影片的勇气。问题是我们和敌人的人性落差，也因此被缩短了。导演或者没有勇气继续面对这种张力，或者自己也无力承受。于是，他选择了对中国人的 “崇高化”，来继续保持两个族类的人性落差。最大的两个败笔，一是前半段的散兵抗争和杀降，刘烨沉默的表演，慢慢积蓄起恢弘的压力。结果国军将士们最后喊出“中国万岁”。人性的苦难，被国家意识形态的幽灵把持，向着一个单向度去了。换成姜文，我想将士们喊的一定是“操你娘”。这和唐先生被枪毙前，对松井骄傲地说“我老婆又怀孕了”，更加贴切。这才是肉身世界中的坚持与卑微，大地上的咒诅与希望。
　　
　　第二个败笔，是让拉贝先生向着中国难民下跪。人性的落差，若不能继续向上仰望，就只能向着苦难的一方跪下。不然对敌人的去妖魔化，实在是我们受不了的。虽然小豆子还活着，中国的确没有亡。但电影还是缺乏光合作用，几乎耗尽了电影院中的全部氧气。这是为什么，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另一部《拉贝日记》。

http://www.tianya.cn/pub/c/books/1/119443.4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