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马鼎盛先生:
揭穿“左派”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造的一些谎言
前言:
老夫___一个和民盟有近七十年密切关系的耄耋老人,近日观看凤凰电视台由马鼎盛先生主持的《风范大国民》栏目中,有关沈钧儒先生的节目。沈衡老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歌颂他是有必要的,但节目中牵扯的一些事件与史实不符,很有必要澄清。
以张澜先生为代表的正直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在为实现振兴中华的奋斗中，对权力不热衷,不会玩政治手腕, 也不善权谋。因此，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权被后来由张澜“力主接纳”入盟的左派逐渐掌控，特别是张澜先生去世后，这些人更为所欲为,充分展现了他们政客的狡诈面目。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沈钧儒等在香港成立临时总部，张澜等在上海被国民党软禁。1949年召开政协会，准备成立新中国，各民主党派根据要求,向中共提交参加政协会的名单。当时，临时总部人员和张澜同住北京饭店的同一层楼，但临时总部召开讨论名单的会议从不通知张澜，想把张澜从领导层中排挤出去，很有鸠占鹊巢之意，但被毛主席及时阻止。当时，周恩来同志也在会场，刘王立明即站起质问：同住一层楼，为什么不通知张主席。其他与会者面面相觑。这也为刘王立明后被打成右派种下了祸根。1992年楚图南同志曾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当时民盟内部意见不一，但张澜同志顾大局、明大义，协调了各方面的意见，做了不少工作。”可见斗争之激烈。.
自此后,这些左派为“斗争”需要，为制造矛盾的对立面，为掩盖他们的丑恶嘴脸，极力歪曲民盟历史，为自己涂脂抹粉并毫不手软地党同伐异。反右时,张澜先生的左右,如罗隆基、刘王立明、叶笃义、陈新桂、范朴斋、张默生、张志和(中共党员) 、潘大逵、张松涛等,和他们有异见的科学家、学者如钱伟长、费孝通、潘光旦、黄药眠、黄大能(黄炎培之子) 、黄万里(黄炎培之子)等及张澜家乡四川省的大批(约50%左右)曾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的盟员、都被左派们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革命初，他们甚至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语言来污蔑他们的前主席张澜。更甚者,这些左派又残忍地将一些精英整残整死。最终,左派将民盟的领导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直到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任主席,才逐渐改观。
想不到的是,现在一些人仍在重复这些谎言。事实是怎样的呢?举三个事例来说明。
1）沈钧儒是民盟创始人吗?
民盟的成立要追溯到1939年冬天。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并限制取消了各抗日民主党派在抗战初期争取的某些民主权利。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深感有联合起来的必要，以进行民主抗争，并调解日益加剧的国共摩擦。这一联合的组织者主要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派）、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张澜（无党派人士）。他们经过酝酿商议，在中共南方局的推动下，联络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恒沅、冷遹，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胡石青、罗隆基，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以及无党派的光升等共19人，于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餐厅集会，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张澜谴责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独裁的行径。特务记录了他的讲话，并要他签名。他说：“你回去报告吧！不用担心，我讲的话，我绝对负责！”
会议制定了《简章》8条，规定以共商抗战建国大事，探讨政策是非，达成意见统一，促进行动团结为宗旨；通过了《信约》12条，其中既有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和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吁，如：要求立即实施宪政，主张各党派一律平等，反对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坚决反对一切内战，要求整顿吏治，铲除贪污，主张思想学术自由，等等；也有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支持和迎合，如：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拥护和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等等。
11月29日，众人推举梁漱溟、黄炎培带着《信约》、《简章》和名单面见蒋介石，请求批准民主人士“有此一联合组织”。其时黄炎培因兼任“川康建设期成会”泸州办事处主任，去泸州未回，梁漱溟单独见蒋。蒋介石提出以不组织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同志会”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事件屡有发生。这些倒行逆施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十分愤慨和严重忧虑。而“同志会”却无所作为。由于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座谈会似的组织，虽然根据简章规定两周集会一次，座谈国是，讨论时局，但仅限于“坐而论道”，没有实际活动，有时也曾将座谈意见向国民党当局进言，都未受到重视。与会者颇感失意，座谈会难以为继，同志会名存实亡。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进一步联合势在必然。

1940年12月24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在张君劢家聚会，深感“同志会”组织松散，人数太少，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商议将各自领导的党派组织结合起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灭准备北上抗日的新四军皖南部队9千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悍然镇压异己的倒行逆施，使各民主党派深感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在谴责国民党蒋介石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暴行的同时，加快了进一步联合的步伐。1941年2月24日，黄炎培、张澜在上清寺“特园”鲜英住宅，提出了组织“政团同盟”的问题。25日，张澜出席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人会议。2月25日－3月18日，张澜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在重庆张君劢寓所秘密集会，商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筹备事宜，修改、定稿各项文件，确定同盟的发起人和出席成立大会的人员名单。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7人。其中绝大多数代表来自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党派。只有张澜和杨赓陶是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的。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制定了政纲、章程和《敬告政府与国人》等文件。黄炎培被选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张澜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民盟成立后，因有人告密，蒋介石立刻就知道了，便把张群等人找去，大骂他们竟未能防止这样一个组织的产生，并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能允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以外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并指示张群彻查，还下令封锁民盟的消息。
民盟在国统区无法公开活动，于是决定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阵地，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准备造成既成事实，逼蒋承认。3月28日，梁漱溟受民盟中央委托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周恩来谈了这一计划。周恩来表示予以支持，并写信给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要他给予帮助。为促成梁漱溟的香港之行，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各捐款1万元，梁漱溟自己捐6千元。但仍远远不够。张澜便劝说刘文辉捐4万元、龙云捐了6万元，使梁漱溟得以成行。9月18日，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发行。8月19日，蒋介石将民盟主席黄炎培派往南洋募集救国公债（黄是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企图使民盟处于瘫痪状态。为不使蒋的阴谋得逞,黄出国前辞去了民盟主席职。张君劢被推继任主席，蒋介石则令其胞弟张嘉敖出面，以重金促张君劢出走云南。
在民盟面临着群龙无首的危难之际，梁漱溟力荐张澜继任主席，获同盟各方面一致通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也极表支持。之后，民盟在张澜的领导下，摆脱了初创时的困境，不仅内部得以团结巩固，而且在国民党伺机打压的情况下，正式公布民盟的成立，非常巧妙地站稳了脚跟，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举行茶话会公开了组织。10月10日，梁漱溟在香港创刊的《光明报》发表了民盟已在重庆成立的启事，并公布了《成立宣言》、《对时局主张纲领》。当时孙科在香港宣称，民盟“绝无”在渝成立之事，并诬称梁漱溟招摇撞骗，策动港英当局搜查《光明报》社，国民党当局也严禁各报刊登载民盟成立的消息。为公布民盟成立，11月16日，张澜率左舜生（秘书长）、章伯钧（组织部长）、罗隆基（宣传部长）等，冒着被国民党压迫打击的危险，在重庆举行茶话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报告了民盟的成立经过及其政治主张，并说明梁漱溟是受民盟中央委派在香港办民盟的机关报的。
1939年11月沈钧儒等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发起工作。1940年5月何应钦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公然造谣说沈钧儒、沙千里等要“暴动”，同年底国民党又罢除了沈钧儒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当时就有人说救国会是“共产党尾巴”，认为救国会是公开的左派组织。因此，在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部分人怕国民党借口打击同盟，没有让救国会参加。
张澜接任主席后排除阻力,力主接纳救国会。他认为“现在是抗日救国时期，凡是抗日救国的，无论是谁我们都欢迎”。1942年1月，张澜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通过了邀请沈钧儒等救国会入盟的决定，从而增强了同盟的战斗力。民盟正式形成了“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乡建派、职教社、救国会）和无党派人士的内部格局。
由此可见，沈钧儒不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
左派把沈衡老当作创始人之一,是因为他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如果这样,朱德、蔡锷、熊克武、和不太知名的军阀石青阳都应该是国民党的创建者了,因为他们是同盟会的。这就太滑稽了。
2)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沈钧儒反对解散并为此发火了吗?
一位老盟员刘年先生亲身经历了这个事件,他回忆说:民盟被国民党强迫解散，长期以来，一些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乖违史实，说什么沈钧儒“反对解散”并“发火”。作为亲身经历者，此说法有误，应给以订正，否则，会让作为长者的沈衡老在天之灵不安的。因此很有必要澄清！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日，蒋介石发表“剿匪建国”广播演说；8日，张澜发表书面谈话，严予抨击，警告说“否极必复，史事召然”。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更加仇恨民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0月23日，派军警特务包围南京民盟总部和上海民盟办事处，对进出的人都要盘问。
不知为什么，过两天，军警特务自动撤退了。再过两天，又来了。这时候，住在南京总部里面的人，如周新民、李文宜及部分工作人员，有的回家了，有的到香港去了，留下被特务严密监视的罗隆基和李相符仍住在内（后来李相符也走了）。张澜与叶笃义、陈新桂等住在上海集益里8号和成银行的宿舍未被包围。一天，叶笃义从外面回来，告诉张澜说，除了张澜与沈钧儒因年老软禁、不逮捕外，其他民盟中委都要逮捕。27日，张澜在集益里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史良、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叶笃义等。会议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去南京，与在南京的罗隆基三人为代表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解除包围，保证盟员安全。叶笃义乘晚车先去，黄炎培第二天去的。黄在车上见报，始知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盟员按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处理”。黄下车时，见罗、叶早已等候在即。三人急急忙忙奔走，见到邵力子、张群与司徒雷登，他们都说解散民盟是蒋介石亲自交办的，无法更改。
开会后，沈钧儒没有走，与陈新桂住三楼。他每天早上先在床上打“坐功”，然后下一楼吃饭。
以后几日，黄、罗、叶在南京交涉的争论之点是要国民党下令解散，而国民党则要民盟自动解散。最后，陈立夫出面，要黄炎培单独一人进屋与他谈，罗、叶在屋外等候。陈立夫要黄炎培根据他的意见写解散“公告”，写好经陈过目后，陈嘱三人带回上海，由主席张澜署名宣布解散。临行前，陈特别叮嘱一字不能改，改了就不作数，意即还要逮捕全体中委，全国盟员要进行登记自首。11月4日，三人携带“公告”在特务“护送”下回到上海。
这之前，上海方面没有得到消息。黄、罗、叶很晚曾打电话来联系，张澜已睡下。接电话的是和成银行的青年练习生张XX。电话机在一楼，他没有上来叫醒张澜。
11月5日，张澜在集益里再次召集在沪中委开会。上次参加会的人除章伯钧未到外，张云川恰来上海，也参加了。陈新桂是列席的，在膝上做了记录（解放后，民盟内部就此会发生争论，陈新桂将会议记录交给了周新民。此记录交周新民后，如石沉大海）。
会议开始，黄炎培报告在南京交涉经过，并讲国民党不允许罗隆基离开南京。几经交涉，始同意他来上海，但必须住医院治病，不能离开上海一步，离开了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汇报完，沈钧儒问了一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黄说，陈立夫叮嘱一字不能改，改了就不作数。全屋一片沉静，鸦雀无声。罗隆基紧靠史良坐，史良向罗隆基说“把你养肥了好杀”。罗隆基回过头来，在史良大腿上捏了一把说：“你已经肥了，杀得了。”沈钧儒是史良的老师，见状大发其火，一巴掌拍在桌上，大声吼：“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其他的人均未吭声。
后来开始讨论，大家对各方面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因为民盟没有支撑，没有后方，没有退处，中委全都是暴露的，基层盟员也大多数是暴露的，登记了，自首是叛徒；不登记是黑盟员，抓到了也必死。讨论来讨论去，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办法。
楼下守候的特务上来敲了几次门。三点时，叶笃义下楼，将张澜署了名的“公报”交坐在客厅等候的记者发表。
那天中午，张澜没有下楼吃饭。送走一些人时，张澜在楼梯口说：“民盟要转入地下斗争了。” 沈钧儒和罗隆基也没有走。房门外和弄堂口守候的汽车也没有撤退。街对面缝衣铺有便衣特务坐守。张澜和他女儿每天傍晚照常出门，在街上散步，特务尾随在后。罗隆基上街则必须坐他们的车，前面一部，后面一部，似若大官。沈钧儒起初几日没有出门。
后来，周新民回来接走沈钧儒，后背着张澜化装乘船去香港。当时，叶笃义上街回来将此事转告张澜，并说张澜因年老，动作慢，化装困难，危险大，不让去。张澜听后没有说什么。民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否认反动派用高压强迫民盟解散，宣布成立临时总部。临时总部所需经费是由张澜向盟员们筹集的。受出钱盟员委托，经费由张澜掌握。史良是上海有名的律师，有四个律师事务所，上海的太太小姐打官司爱找她，很有钱，但一毛不拔。
史良由于在严重关头,不知深浅,仍打情骂俏,据说她曾和罗隆基“惺惺相惜”,引得她的老师沈钧儒发火,挨了训斥。或许健忘，或许遮羞，总之不知什么原因,她在沈钧儒逝世后,竟说：“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进行反动的内战，进一步对进步人士进行迫害，民盟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在当时情况下，有些人同意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务活动，衡老领导着一部分中央委员坚决反对。衡老是很少发火的，但记得那一次也发起火来。在这一次尖锐的斗争中，衡老又一次表现了他的坚定和勇敢。”(史良:《悼念沈衡老》) 。可悲!可叹!我们还能怎样看待这些左派呢?
3)令周恩来很生气的涂名事件
蒋介石包办的一党“国民大会”原定的开会日期是1946年11月12日，但11月11日下午，蒋介石却“大度”地宣布延期三天。这是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包括民盟、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的和平幻想，拉拢第三方面，诱使其提交出席国大代表名单，从而达到在政治上孤立中共，掩饰其“一党国大”本质而施展的阴谋。自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后，和平已被国民党彻底葬送，用梁漱溟的话说“和平已经死了”。但对于第三方面来说，由于他们向以和平调解人自居，对蒋介石的本质没有深刻的认识，总是对和平存在幻想，“只要有和平可谈，不管是真是假，总要去凑热闹谈上一顿，过过幻想和平的瘾。”尽管他们的幻想一次次破灭，但仍不甘心。国大延期就是他们在伪国大召开前为和平幻想的又一次努力，“希望在短期延期中能够把假和平搞出一点眉目来，而后第三方面能够都参加伪国大和伪政府”。 11月2日，民社党的张君劢首先想蒋介石提议。蒋介石不置可否。于是第三方面集中力量来推动国大延期。
与此同时，蒋介石自侵占张家口，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后，便不断对第三方面游说，催促提交出席国大代表名单。第三方面却不为所动。其中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强调他们是否参加“国大”要以民盟的态度为转移，表示与民盟保持一致。这两个党在蒋介石的拉拢下，早就内定参加“国大”。他们这一表态虽然别有用心（企图最终把民盟拉下水），但至少在表面上一时维护了第三方面的团结。随着开会日期的日益临近，第三方面还没有动静提交名单。于是国民党方面巧施骗术，接过第三方面要求国大延期的建议，表示：“最好各方面提名单，既不然，只要第三方面提供保证，交一份国大名单，哪怕三五个人都成，政府便可对12日的开会，予以延期。”并说明：“大局转圜的关键，在第三方面对此事的措施以为决定。”这显然是把破裂的责任推给第三方面。11月10日第三方面分头开会研究对策，张君劢建议：由第三方面与国民党政协代表一起写一封信，信上大家一齐联署（类似双方的协议），说明几个要求：一、国民党保证将国民大会延期三周；二、须按照政协程序先改组政府，国民大会由改组后的政府主持，一切问题谈好后，第三方面交送全部名单并保证出席；三、三周谈不好，仍是分裂的国大，第三方面仍不参加；四、信上署名就算是提送保证名单，并不另提名单。罗隆基表示赞同张君劢的意见。
第三方面对于国民党的骗局似乎有所认识，但就张君劢的意见看，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识破其深意。且不说按照政协决议规定的程序，应先改组政府，然后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只同意短时延期，不谈改组政府，显然是违反政协规定程序的。按照张君劢的意见，只提保证名单而不是出席国大名单，而且信上署名就是保证名单，似乎这样就可以保持第三方面的立场和清白。而这正是蒋介石的阴谋所在。蒋介石完全可以把第三方面在信上的签名歪曲成第三方面提交了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予以公布，势必造成恶劣影响。
11月11日上午第三方面举行会议，讨论了致蒋介石的信函。信中基本上采纳了张君劢的意见，但要求蒋介石将国大延期一个月。会议推定莫德惠等五位社会贤达面见蒋介石。民盟在京中委沈钧儒、张君劢、罗隆基、张申府、章伯钧等也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会后张申府、沈钧儒、章伯钧会晤周恩来。周恩来很生气,当即指出：按照政协决议规定，应先改组政府，然后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违反政协规定的程序，企图骗取名单，实际上仍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并特别指出：尽管第三方面写的是信，国民党就认为是提了名。 于是吓坏了的张申府、沈钧儒、章伯钧三人赶紧回去在信上将各自的名字涂掉（即所谓“涂名事件”）。下午四点由五位社会贤达带着函件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明有哪些人涂名，知道民盟没有受骗，说：“好，为了尊重你们的意见，延期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
针对国民党宣布国大延期三日的伎俩，11月14日，张澜在重庆发表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是换取第三方面这一国大代表名单。”重申“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特别强调，“目前即是第三方面提了国大代表名单，不特不能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相反，更会造成纠纷，使得将来连第三方面也没有了”。
“涂名事件”在第三方面引起了很大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当中共“尾巴”的表现。特别是青年党代表对民盟代表肆意讥讽。11日当天，周恩来知道信函提名之事后，出席了第三方面聚谈会，批评了第三方面的朋友。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另一青年党代表陈启天也讽刺民盟说什么“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周恩来反击道：“不对，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鸡吃人民的粮食，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而且帮助农民生产粮食。当牛后是光荣的，当鸡口是可耻的！”
由于沈等心存幻想,没有主见，又缺乏经验，结果闹出一场历史笑话 。对这个笑话，左派们讳莫如深。
对于第三方面的龙头老大民盟来说，在要求国大延期的问题上，民盟在京的六个中委在致蒋介石的信函上签了名，一方面说明蒋介石的阴谋的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包括明确拒绝国民党拉拢的一些民盟负责人对蒋介石的欺骗多少存在幻想，思想上有点动摇，不很稳定，也不太一致。
正当民盟领导层处于思想混乱之际，周恩来于11月12日来到民盟总部。他向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人说：“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及时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当即商定有负责秘书长工作的周新民立刻用电话向远在重庆的张澜作了请示，张澜接电话后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接着又叮咛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周恩来听了张澜在电话中一锤定音的指示，才放心离去。当天下午和晚上，张澜又两次打来电话，再三叮嘱：“民盟决不能参加国大！”对张澜的指示，民盟总部一致表示拥护。

近现代这种编造歪曲历史的恶劣行径,大概也自此始。当前社会缺乏诚信之根源也与左派的卑劣言行有关。真是谬种流传,遗害当今。
(本文部分参照《余科杰:<张澜评传> 群言出版社》编写;刘年文见<领导者>杂志总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