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胜斌 2008-08-07 08:06:03

毛泽东晚年由伟人变成为暴君，自然会产生许多矛盾现象。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爱还是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我们只能从现象入手，透过现象找到事物的本质。毛泽东自己也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对知识分子的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好感


1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发表演说《整顿党的作风》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这是很对的。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就变成了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1页）


毛泽东登基以后在各种场合臭骂知识分子。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

毛泽东为何要如此咒骂知识分子，这与他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有关。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定位


第一，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归属于资产阶级。

毛泽东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凡事离不开阶级分析。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

1998年第1期《百年潮》杂志披露，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筹划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时，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两个观点：一是怀疑民主人士与美国有联系――“美国人和蒋介石打算通过宋子文同我们开始和谈，是在玩弄手法，目的是迷惑群众。美国人和蒋介石担心我军可能强渡长江，尽管我们当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和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和其他反蒋人物，同美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来他们可能受美国利用并为美国和蒋介石利益服务。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二是要民主党派退出政治舞台――“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反对，才出现了后来所谓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同美国资产阶级是同路人，将其归于资产阶级是自然而然的。


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出定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有了这个定性，知识分子就入了另册。


第二，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最无知识。

前面的引述表明，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断定“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20多年以后他说得更加明白。

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作出批示：“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5页。）杂交水稻、卫星宇宙飞船等等的成功，哪一项离开了知识分子？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只能说明他的无知。


毛泽东将阶级斗争重点放在知识分子身上


毛泽东认为，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远比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可怕。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好对付，一夜之间就可以将私有财产充公，把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整个地消灭掉。但有政权有军队，不见得能够对付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无形的即思想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不像有形的即物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那样容易没收，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其生命力也就异乎寻常地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问题还在于，毛泽东认为经济上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管理者地位，党政干部完全可以取代，新政权对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在人力资源上也就不存在什么依赖性。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则不然，大量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短期造就，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一时间无从取代，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因此还有其广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毛泽东登基以后，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意识形态方面，以至于建国头八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历次重要的政治批判，无一不是毛泽东在江青的配合之下亲自发动、亲自领导。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大骂梁漱溟，批判俞平伯、胡适，给胡风及其朋友强行安上“反革命集团”帽子等等。除了直接向知识分子施加压力，还利用执政党初期的威望，要知识分子自辱自否，这就是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 9月下旬在北京 、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首先开始，通过典型引路，迫使知识分子一个个站起来自我检讨，自我否定。然后将他们的检讨发在报刊上、装进档案袋，让他们永远背上包袱。正如谢泳在《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的，思想改造就是“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让参预这个运动的人“面对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

八十年代末曾有统计说，“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除抗美援朝外，其余14次都跟整知识分子有关。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原文何博传著《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引自袁晞著《武训传批判纪事》第1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毛泽东整知识分子的手法是迫使知识分子自我否定。

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性，他们骨子里还是追求独立与自由。于是，1957年毛泽东采用“钓鱼”的“阳谋”，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而且，导引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专政。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派工人解放军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研究所等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命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对知识分子的斗争要永远进行下去，目的就是要将知识分子由独立者改造成附庸者，由思考者改造成盲从者，由批判者改造成歌功者。


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深层次的原因


有些研究者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作图书馆管理员的经历联系起来，也许有一定道理。他在延安时，曾对来访的斯诺说过，他当时受够了那些教授的气，他特别提到了罗家伦和傅斯年。早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不大愉快的。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对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很快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后来毛泽东虽然给北大写了校名，但他对北大是不大热情的。

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次也没有去北京大学。那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很想让毛泽东到北大去讲一次，但毛泽东不去。1951年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毛泽东一生对北大没有什么兴趣，对马寅初的邀请并不放在心上。那时新北大总是想贴近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此较为冷淡。其实这并非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的根源。

毛泽东对人对事的根本原则――“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1921年1月28日给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的信)正是“惟有主义之争”,才决定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有三条：一是既要抗日又要反蒋，二是既要反蒋又要反美，三是赞同中共一党垄断权力。那些适合这些条件的人已经不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人们给他们一个专有名称即“御用文人”。唐玄宗之所以要李白进宫，无非是要他写点歌功颂德的诗篇。毛泽东对一些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文人关怀备至，无非也是如此。

当知识分子有助于他夺取政权之时，他是要利用的。

以郭沫若为例。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读后，在当年11月21日亲笔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当郭沫若反蒋抗日时，毛泽东称其为“老兄”；当郭沫若批判秦始皇，反对专制时，毛泽东就转而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1974年7月4日毛泽东对张春桥、王洪文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叶永烈著《江青传》第504页，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毛泽东的批判直到郭沫若举手投降为止。


又比如丁玲。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女作家。1936年11月，在宋庆龄、鲁迅等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丁玲从国民党的囚禁中逃脱出来后，辗转到了陕北。她初到时，毛泽东就关心地询问：“现在打算做什么？”丁玲说：“想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啊！还赶得上，最近可能还有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吧。”

丁玲到前线不久，就收到毛泽东为欢迎她写的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光明日报记者　倪迅：《“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交往纪事》）毛泽东对为他卖命的丁玲赞赏有加。后来丁玲写了几篇有思想的文章，毛泽东翻脸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1958、1、19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20页。）丁玲最终被打成“右派”。

对于那些专事吹捧、唯唯诺诺的“民主人士”，毛泽东的确是诗词唱和，礼尚往来；对于胡风、梁漱溟、章乃器、张东荪这些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除了怒骂就是斥责。


毛泽东晚年还多次赞扬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要是鲁迅活到今天又如何？ 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者代表的谈话时，毛泽东就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3页。）这只是毛泽东的猜想，实际是，鲁迅的好学生胡风继承鲁迅的作风，反对“精神奴役”，被毛泽东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子。


梁漱溟是真正敢于当面批评毛泽东的。第一次他们在延安会面，梁漱溟就对毛泽东直言：“你的缺点是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识不足，乃至抹煞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总之，你的错误比我严重。”第二次会面，梁漱溟对中共主要领导提出，中国应取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权力，又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合作。政权、治权分开。建国以后，梁漱溟自有一套建国方略，与毛泽东差异甚大，所以，他致信毛泽东，重申拒不从政的决定，表示“只发言不行动”的原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主义不同，所以他遭到怒骂，只是迟早而已。


章乃器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毛泽东曾经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肯定他在安徽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特别赞扬他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帮助党建立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后来章乃器借鉴刘少奇关于‘红色资本家“的说法，提出民主党派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新观点，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至于梁濑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章乃器这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的部长，毛泽东已经将他当作敌人对待了。


张东荪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敌伪时期坐过日寇的监狱，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负责人，为和平民主不懈奋斗。“北京城的解放，张亦也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梁漱溟语）。因此在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张“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新中国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向苏联“一边倒”，张东荪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在当时，是否拥护“一边倒”是考验政治忠诚的一个主要标准。张东荪公然对“一边倒”持保留立场，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猜疑。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关于北京市高校情况的一个批示就点了张东荪的名，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张东荪已经与敌特分子并提，而不在“可以过关”之列了。梁漱溟曾当面向毛泽东为张求情，遭拒绝。毛泽东的回答是：“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一锤定音，张东荪完全落入深渊，被指为“一贯反共”、“为帝国主义服务”、“汉奸”，而在燕京大学和校长陆志韦一起受到猛烈批判。(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顺我者昌，逆我者忘，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就是如此。


知识分子是生产传承知识的，至少有以下特点：

第一， 知识分子从社会变革和生产科研实践中寻求普遍真理，积极传播，以促进社会进步，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的多种需要。

第二，知识分子要创造生产知识，必须尊重实践，努力探索，从而继承发扬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三， 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他们最少保守思想，力求创新，而且不迷信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否则，他们不可能超越前人。

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演讲中论述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所说：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他们“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这些特立独行之人充满抗拒意识，不屈服于任何“集体激情的组织”。（陆建德：《不屈不挠的博学——萨伊德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使其最易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新观念，从而最容易与封建传统彻底决裂。比如1946年真正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都是知识分子；1957年最先发现一党专制危害，积极提出政治改革建议的也是知识分子。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是他谋求专制主义的障碍。

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因为儒生有独立的思想。

史书说那些儒生“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引证《诗》、《书》、百家语，以古非今。书是传播知识的载体，是儒生以古非今的依据，所以秦始皇要焚书。秦始皇期求长生不老，遭到儒生的讽刺，于是这些儒生被宣布为犯禁者被坑死。


毛泽东是中国封建传统的最大继承者，对于阻挡他专制独裁的知识分子咬牙切齿也就不奇怪了。




参考资料：

1，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2，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