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下乡的第三个夏天。
那年搞什么“老中青三结合”，我当上了副连长。一天，连长让我领着十多个知青，去距连队足有3公里的地方铲黄豆地。
烈日炎炎，知青们早已汗流浃背，因为路远，送水的又不及时，知青们口渴难耐，便去地头的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泡子喝脏水，那水不足半尺深，里面长满了绿苔，混混的，绿绿的，热呼呼的，还有些腥臭味。这哪是人喝的水呀，连牲口都不喝。知青们怨声载道，我一气之下，说了声：“不干了”，话音刚落，有的知青已跑出几米远了。
这下，我可闯了大祸，说我创造了农场成立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件，先是连长批评，后是指导员上课，并把它作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上交到场部处理。农场的党委书记把我找去进行教育，并要给我处分。我当然不服，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最后，还 是让我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交场部党委，等候处理。
第二天，有两名知青因拉肚子休息，我便乘机写了一份题目为“谁的错”的材料交到了场党委，在材料中，措辞激烈，什么虐待知青，不顾知青死活，严重的破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反正只要贴点边的“高帽”我都使劲的扣，硬往纲上线上拉，并要求对所有参加那次劳动的知青作全面的身体检查，等等。
几天过去了，场部也没人再找我谈话，也没人要我的检讨，也没人提及给我处分的事，也没有给知青作任何的身体检查，此事，就在无声无息中不了了之。
我真的要谢谢那两名知青，如果不是他们拉肚子，我可能真的要受处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