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发生的贵州瓮安6•28事件和最近接二连三所发生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可以说给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敲响了警钟，也集中体现了官民矛盾的问题。可以说如果官民矛盾这道难题不及时破解的话，就象火星溅到汽油桶里一样，随时都有燃烧和爆炸的危险。
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那么2005年7月至今已整整过去三年时间了，这些数字又增长了多少倍呢？更让我们困惑的是，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大多数人一致认为是各级官员的腐败和民众的仇富心理造成的，我看未必全是这样。事实上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任劳任怨、辛辛苦苦长期工作在第一线，为什么也遭到群众的唾骂甚至围攻殴打呢？当然不能否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官员的腐败！但这只是其中原因，却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有些个案例本身和腐败、经济犯罪没有多大的联系，如果我们把上述这些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就可以看出，目前的官民矛盾是和现阶段的各项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是政策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党的政策效力是大于法律效力的，并且政策对法律具有指导意义，法律是为执行党的政策而服务的。而法律主要体现的是公众意志，政策体现的是执政党的意志，也就是少数人或者说是某个利益集团的意志，通常情况下法律和政策两者之间会发生摩擦、冲突或对立。这样一来对各级行政执法人员来说便会陷入两难境地，向右走按法律办事维护群众利益就会违背了党的政策，向左走按政策办就会损害群众利益而违背法律，如此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在公安部门和基层工作人员中间表现最为强烈，因为他们最清楚什么是群众利益，什么叫执法犯法。反过来讲也是考验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和立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人会因为维护某个群众的利益而违背这一原则和立场，因为违背了这一原则和立场就意味着失去了政治前途甚至会丢掉饭碗。因此可以认为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也就代表着官民关系。
二是政策的随意性问题，多少年来党的各项政策与其说是党制定的，到不如说是某个领导或通过利益集团操作而制定的。通常党的政策是以决议、决定、纲领、宣言、声明、通知、工作报告、会议纪要等党的文件形式表现出来，但近几年又把各级党政领导的讲话、指示也以党的文件形式下发而转化为政策，可以这样认为：凡是红头文件必是党的政策，人民群众都要无条件的执行。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各项政策的随意性是很大的，其内容之纷繁复杂，涉及面之广，明目之多说来恐怕令人难以置信。并且这种状况愈演愈烈，越到基层就会越严重，让你目不暇接无法忍受。而涉及农村征地、城市拆迁项目的相关政策很难说没有官商勾结的腐败成分混杂其中，甚至某些政策就是为腐败而量身定做的。因而，我们可以毫不讳言的说，腐败分子就是凭借这种制定政策的权利来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像这种披着“执行党的政策”的外衣而谋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现象在社会上已经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三是政策的执行问题，我们都知道不论是刑法还是民法在审理、执行过程中都有严格的程序加以控制和监督。但政策归政策，法律归法律，地方各级政府在执行各项政策过程中往往没有任何程序和规则，绝大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为了提升所谓的政绩，其执行政策的方法可谓多种多样，有杀鸡儆猴式的，有软硬兼施的，有欺骗利诱的，甚至有打、砸、抢式的粗暴野蛮行为，动辄就出动公安甚至武警来威胁、压制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俨然一副军阀模样。如此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置若罔闻，无视法律权威的工作作风怎能不激化官民矛盾，怎能不造成大量群体性事件和上访案件的发生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像这种案件一旦发生再反映到上级或中央主管部门，又有谁能说清楚呢，一方站在法律的立场上，一方站在政策立场上，各说各的理，就是神仙下凡也难以解决这样的矛盾。自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有如此大量积压的信访案件久拖不决，真正原因不外乎就是这个。
四是政策的可行性问题，近年来我们党制定了很多富民、惠民政策，在基层也得到了有效的落实，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有一部分群众为什么不但“不领情、不感恩”还要叫骂呢？举个例子，就拿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危房改造来说，政府每户投入近万元，其余的建房款由农户来支付，而建一座标准的改造房无论如何也要花去三、四万元。项目一旦定下来农户和基层政府便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基层干部一窝蜂似的推倒农户的旧房、危房，硬行让农户建新房子。到新房子建起来时让本来就贫困的农户已是负债累累，雪上加霜，比不建房更加贫困，因而怨气冲天。像这样的事情你能说是腐败造成的吗？由此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虽然很好，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可行，因而造成很多干群情绪普遍的不满和对立，如此这般好心办坏事的例证在我们身边其实很多，只是没有造成冲突和上访罢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政策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不但可行性差，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纯粹是劳民伤财之举，执行起来不但困难大，问题多，而且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这样不但坑了群众也苦了干部，最终只有半途而废或草草收场了事。面对上述这些困扰多年的问题，各级党政领导并没有查找自身的原因所在，而是一味的指责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好，责任心不强、没有服务意识等等诸如此类的官话、套话。这样不但无助于处理好官民矛盾，而且使这种矛盾还在不断的累积加深，有些甚至已经激化。
什么是执政水平？什么是执政理念？一句话，就是管好、管对人民群众的事情。其实破解官民矛盾这道题并不难，难的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各位领导不能依法办事，制定的各项政策总是超出了法律的范围和界限，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之上而成为特权阶层。难的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各级官僚大人不能弯下腰，弓下身把各项政策方案交由让人民群众见识一下，讨论一番，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再做决断。人民群众多提一条意见就会多一份理智，多提一条建议就多一份智慧，多投一张反对票就会少出一个问题，少一些矛盾。如果做到了上述几点不但会从各方面杜绝腐败的孽生，同时也会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更能重新树立党和政府在人们群众中的形象，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高瞻远瞩，更没有绝对的英明伟大，对某项重大决策在未得到实践检验之前，一切的赞美之辞可能都会成为陷阱。平时在官场上讲老百姓是衣食父母，其实老百姓对党和政府并没有提出这样高的要求，在政策面前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说话的机会和平等对待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