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批俄罗斯女子，持旅游签证悄然来蓉，在成都城市内多个娱乐场所“淘金”———非法从事“陪侍服务”。
　　在客人的眼中，她们是来自异国的美女。

　　而在非法雇佣他们的老板眼中，她们只是有效的赚钱工具。

　　这是一次何等艰难的采访，没有地址，没有名字，事先也没有被采访对象的任何资料。要想在成都市内上千家酒廊、迪吧、夜总会、ＫＴＶ甚至酒楼、茶房、宾馆去找到那些个昼伏夜出、行动诡秘的、传闻中的俄罗斯 “鬼妹”，那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周前，在一个有名的迪吧里听一位吧友说，在成都的某些地方，能够找到从俄罗斯来的坐台小姐，她们以旅游的名义来到成都，专门从事陪客人跳舞、喝酒等服务，生意蛮不错。但具体地址，这位师兄也说不清楚。笔者决定去看个究竟，但走遍了成都主要的娱乐场所，却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 ———笔者没抱多大希望的走进一家夜总会，像普通客人一样消费时，一个戴工作牌的领班轻轻走过来，贴着耳朵问“先生，要不要小姐。”我白了她一眼，她补充说：“中国外国的都有，绝对漂亮。”并且这里的外国小姐是说俄语的。

　　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经过讨价还价，笔者决定找一个这样的俄罗斯小姐“聊聊天”。

　　在领班的引领下，我穿过一群国产小姐渴望的目光，走进一个通道，通道两边全是包间，看来虽然都是坐台，俄罗斯小姐的待遇就是不同，候客都在包间里。领班打开了一个包间，里面果然坐了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见有人进来，都一齐抬头看我们，用中文招呼着“你好”。

　　我“点”的是一个标准的俄罗斯美女，高高的鼻梁、白净的皮肤、清秀的五官、看起来不过２５岁。当然，除了她之外，还配了一个“灯泡”—— —一个中国女翻译。

　　翻译姓宋，坐在我们对面看着我们说：“没关系，你们随便聊。”

　　于是，尴尬别扭的局面开始了，除了４００元的聊天费之外，我还多付了两个人的酒钱，幸好她们没有要５００多一瓶的伏特加。

　　见我们只有很难受的互相笑笑，翻译主动介绍说：“她（俄姐）今年才２２岁，来自布拉戈维申斯克，是一个很有档次的城市女孩。”“我叫‘沙拉拉’ （音），干杯！”俄罗斯“鬼妹”居然用外普主动进攻。翻译更是字正腔圆： “初次见面，干了它。”然后，两人就将啤酒一饮而尽，很是豪爽。于是，我们这一桌就开始用各自不同的怪腔怪调“普通话”开始交流。

　　“沙拉拉”性格开朗，很能搞活气氛，在通过翻译与她的“交谈”中，笔者了解到，她们这里的“俄姐”现在有４名，以前要多些，最多的时候有７名，因签证到期，有的就走了。最近这几天又要来两个。由于签证时限只有两个月，俄姐们经常更换，这样对老板来说也是好事，新小姐总能给客人带来新鲜感，所以这里生意一直很好，特别是俄姐，生意一拨接一拨。

　　笔者在“交谈”中得知，在俄罗斯，同样的职业她们赚不到多少钱，而在中国，她们的收入可以翻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有很多俄罗斯的女子都到中国来 “打工”，黑龙江最多，但价格已经跌下去了。成都虽然这几年才开始，但由于俄姐少，价格还没有降。

　　对于成都的印象，“沙拉拉”笑笑说：每天，她们几乎要到下午一两点钟才陆陆续续地起床去吃饭，然后就在房间里呆着，等候“开工”的时间，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生意”。这样一直守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哪天生意确实不好，比如周末男人们都不得不回家的日子，俄姐们连日来也特别辛苦，她们也会相约外出到街上走走，甚至到动物园、游乐园去玩玩，她们说这是到中国来最开心的日子。当然她们最常的娱乐就是到迪吧喝酒。不过这样的机会少得可怜。

　　摆谈中途，她的那些俄姐同伴陆续过来用中文打招呼，翻译说这里的４个“俄姐”，年龄在１８岁到２２岁之间，家大多数都在和黑龙江交界处，有一个是别洛戈尔斯克的、有一个还是乌苏里斯克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毕业的学生。她们的中文本来就会一些，出来之后又跟翻译和客人学了一点“职业用语”，如“你心情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来，我们喝酒。”“你是哪里的？”。

　　而这个中国翻译，却只说自己家是黑龙江的，随丈夫到俄罗斯做了几年服装生意，所以就学会了俄语，现在也来“打工”。

　　按理说：翻译就应该忠于双方的原话，为双方顺利交流服务，但笔者发现，每次笔者的问题谈得比较敏感，翻译就很警惕，有时故意打岔，有时回答含含糊糊。对一些关键具体的问题进行挡驾，如俄姐们的收入，从业的条件以及过去。

　　这时领班走过来和翻译耳语几句，翻译起身说因为另一个翻译回去了，只好串串场。

　　没有了中间人，这采访怎样继续下去呢？沙拉拉比划着建议说：“你要不要唱歌？唱卡拉ＯＫ。”她点的是几首英文歌。唱歌时我发现，她的英语水平还不错。

　　沙拉拉指着舞池内的一个同胞说：她叫叶丽娅，跳舞跳得很好，是专业的。来这里，由于语言不通，客人也难得和她们交流，更不愿意找一个翻译在旁边，所以她们主要就是陪客人喝酒、跳舞、唱歌。真正能够聊天的客人还很少。笔者在采访中得知，由于她们没有合法的打工条件，办不到任何务工手续，所以她们都是以旅游的名义入境，办的也都是旅游签证，然后悄悄在娱乐场所非法务工，老板也没有给她们办任何手续。在俄罗斯也有公司专门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并代办签证。她们就是通过公司介绍，找到这里来的，她们来成都后，感觉生意还可以，每天几乎都会有生意，有时甚至可以陪三四批客人，还有熟客频频回头，或介绍朋友来“消费”。问她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沙拉拉说：平均下来差不多１万多人民币。

　　据沙拉拉自己介绍她来自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现年２６岁，以前是一名导游，但有限的收入使她不甘清贫。

　　去年底，从当地报纸上，沙拉拉看到一则可介绍去中国打工的广告，就同好友喀秋莎商量，两人决定前往一试。经与广告公司联系，她们办理了相关手续。今年初，沙拉拉和喀秋莎等６名“俄姐”，在两名俄罗斯男子的护送下，绕过兴凯滩，持边贸旅游签证，分两路越过国境线到达黑龙江下游的缓芬河。在缓芬河，其他的“俄姐”就像商品一样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等着娱乐场所老板的挑选（有点像成都的九眼桥），而沙拉拉她们则直奔成都，找到了事先得到消息，在夜总会等她们的“翻译”。

　　尽管“俄姐”们所持签证有效期为两个月，但对她们来说，只要能稳稳当当地赚上一把，就已不枉中国之行了。

　　当然，除了缓芬河这一渠道，这些“俄姐”还另辟途径，剔除俄方中介商的盘剥，她们直接坐飞机抵达哈尔滨，事先通过熟人介绍，找到接收的娱乐场所，哈尔滨成了“俄姐” 的中转地，当夜幕降临后，在一派灯红酒绿中，哈尔滨繁华的大街小巷，不时会闪过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俄姐”，给当地一些ＫＴＶ夜总会增添了异域风情，而更多的“俄姐” 则继续南下。

　　“俄姐”们碍于语言不通，无法叫出熟客的名字，但她们自有一套可以记牢熟客的方法，一种是留下熟客的联系电话，大多是手机号码；另一种就是根据熟客的特征，自取绰号，如“光头”、“口袋”、“麦铁”、“吐那”等等。当然，客人也无法记住她们长长的名字，于是就也给她们取一些黄色的绰号。

　　据沙拉拉说：在蓉娱乐场所从业的俄姐估计不下１５名。

　　最近听说蓉城又来了一批更高档的“俄姐”，模样还要漂亮得多，收费当然也更高。这些来蓉从事“陪侍服务”的洋小姐不仅有损社会风气，而且也违反了有关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管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