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建造的先贤祠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孙建平

发表于 2008-05-12 13:41:34

一个人建造的先贤祠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2008-05-12 11:10:48) [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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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建造的先贤祠和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关于孙建平《我的先贤祠》创作散记



一、 动意



三年前油画家孙建平将他的这个创作计划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词“独自奔跑”我觉得这个词的形态非常应和孙建平现在的创作环境和状态。

孙建平在学校教了几十年的书，他热爱这个职业，可以说在他还没有成为教师的时候，就已经教了数百名学生了。我常用孟子的话来揶揄他说：人之患，好为人师。你怎么这么喜欢干人之患的事？他笑笑，但仍执迷不悟。他常常为他的学生欢喜为他们忧。后来我知道他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源于他的求学经历。他小的时候非常喜欢读书和画画，但是他求学的时代赶上的正是革一切文化和知识命的时代，没有人再愿意和敢于给别人充当师长、传授知识，给他人以精神的引导。那些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些经典的书籍被打成毒草遭到禁止和焚毁。他在求学的道路上像一个流浪的孤儿，没有灵魂的指引且缺少精神的食粮。于是他发誓要让后辈学子拥有幸福的求学坦途。他将所有知识倾囊而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他的学生。他花费很大的经历，收集全国最好的教师，说服他们来他所在的学校任教，让他的学生在大师的环境下茁壮而健康地成长。然而我们有幸赶上了一个经济决定一切的时代，他的学生却不幸赶上了教育向着产业化的调整，一切都以金钱为依据，以效益为准绳。学校的楼房越盖越高，学生的学习空间却越来越小，校园里种满了各种名贵的花草，而名师却纷纷流失。孙建平将一本名为《大学精神》的书推荐给各级领导，并托人从外地购得数十册，让领导们人手一册，希望他们在工作和吃饭之余也享受一下精神的大餐。惠己的同时，也能惠及到他的学生——我们的后辈。然而这样形而上的东西不能填平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欲壑，也不能为人们追逐名利的大厦添砖加瓦，它甚至不能像《毛泽东传记》、《江泽民文选》等书籍摆在书架上能为主人增色和增加官运。精神在物质面前一下子黯然失色。

我们真的从此成为经济的动物，再不需要精神信仰了吗？

那么看看我们的那些物质产品吧：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连医药和教育也不例外。我们的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健康的食物，甚至健康的空气。这一切和我们的信仰缺和道德危机没有关系吗？年轻人不再迷恋知识，崇拜思想和崇尚智慧，而是为娱乐明星们艳俗的表演撕肝裂肺、五体投地、狂热不已。可是明星们回报他们什么？频频地传出吸毒丑闻和不雅照行为。这一切和我们民族多年来所建立的价值体系遭到破坏真的没有关系吗？画家孙建平凭着他的一个艺术家的敏锐的直觉，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人的责任感，试图从对历史的回望中找到答案。这期间他阅读了上千册的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文化发展的书籍，其中有历史、哲学、文学和传记。他渴望通过阅读和比对，找到历史与个人发展的真相，来研究和关照当下社会所发生的一切。



二、回顾



孙建平是一位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画家，他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和态度既有一种文人的悲悯情怀，又有一种文化的承担。

孙建平学画的时候赶上的是“文革”时代，那一时期，绘画作为政治的一种宣传工具，承载的是政党和政府的统治思想与政策传播的作用，绘画的表达也是口号和概念式的。技法上沿袭的是苏联革命时期的“空想和矫饰的现实主义”手法，无论是绘画还是思想甚至生活和服饰。我们的整个社会处在的是被格式化了的千人一面的大一统的状态里，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扼杀了所有属于人的个性和天性的部分。直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五”艺术思潮。随着我国对外的逐步开放，我们才知道了原来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人们还有别样的生活和别样的思想，那些从小树立起来的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口”的理想尚未实现，这时才突然发现，没有被解放的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1979年——1985年孙建平在经历了美术学院7年正规的苏式训练后，来到西藏支教一年。多年的城市生活和政治化与样式化的经历，使那时的人们处在的是一种异化的状态里，在西藏，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一个自然人的快乐。所以他那一段时间，画了一系列的关于西藏风情的人物组画。他没有像其他画家那样刻意去表现西藏的凝重与负荷，而是表现了那个雪域高原上的人性的天真以及与大自然的和谐，在他的画面中有一种欢乐的情感始终在激荡和洋溢着。西藏组画促进了他对人的意义和价值这个古老命题的重新思考，也促进了孙建平的现代画风的形成。

九十年代的美术界，艺术家们刚刚从政治的样式化脱胎出来，普遍转入对单纯视觉、纯粹形式的追逐中，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深入，整个中国被猛烈的经济大潮疯狂地席卷着，中国的知识界面临着一种精神失落。孙建平发现了这一新的困绕，他开始关注人们的生存状态，表达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人们力图对人生的超越和对生命的抗争。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朋友》等一系列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他人生拓展，也是他灵魂的另一面的展现。表达了在这个特定时期，人的一种心理层面的躁动、不安、反抗、这种非常有时代性的精神存在。因为表现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的精神背景，而表现主义在精神法则上首先就是强调精神的独立价值。这与孙建平那时所要表达的正相吻合。他就这样自然地完成了由艺术的叙事性表达方式到艺术的表现性表达方式的转换。

从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叶，孙建平从表现走向了写意。早在几年前，孙建平就在进行一个关于写意油画的课题研究，少年时代，孙建平习画是从国画入手的，八大等人的绘画给了他很多的影响，他觉得那种写心写意的艺术才是他所神往的。在他后来的艺术实验中，这种影响不断地被流露出来，他总结了中国的写意画，其实更注重的是一种写意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文化人的那种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抱负与胸怀，是艺术家精神品格的外化。使油画作品向写意的方向发展是孙建平的艺术向本土文化的一个自觉地拓展，孙建平抓住写意的审美特征，把它融于表现，写意性的语言在孙建平的艺术中的出现使他向着更高的一个层次拓展。这时他画了《北漂系列》。北漂作为一个当今的文化概念就是文化人在北京寻求一种发展，他为这些人造像，强调他们的内在精神品质和社会背景，使他的这一系列作品在精神文化上的价值立即凸显出来。

虽然美术界的大环境是这样从五、六十年代一路发展下来，艺术家们也经历了从政府对艺术家的一言堂的管理，到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商品化的介入，直至今天的政府打造、画廊制作、学术选择的多元并存，艺术家也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孙建平在这样的创作大环境中，始终不懈而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道路，他经历过艺术家的思想被禁锢和被管理的痛苦，也对艺术商业化使人的媚俗与堕落深恶痛绝。多年来，绘画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记载着他的喜怒哀乐，他徘徊在兼济与独善之中。他的创作形式和语言也是从写实——表现——写意，随着心灵的走向和表达的需要自由而自然地发展着。

孙建平的艺术历程从西藏时期的人性解放，到90年代表现时期的生命的呐喊，再到对当下社会的深层思考，对独立人格的呼唤，他的绘画艺术的主题一直是在思索和反映他所处的环境和时代的人的状态。回顾他的艺术经历，可以看到他艺术创作思想的连续性和一惯性。



三、风骨祭



从《如歌的行板》到《朋友》到《北漂》系列再到《文心傲骨》系列，孙建平的创作一直围绕的是知识分子这个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孙建平自己就生活在这个知识人的圈子里，他熟悉他们，了解他们，更因为一直以来他都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以及人文理想融进他的艺术，他对这些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文化英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楷模，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他们的品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品性，他们的进步程度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

在人们的意识里，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最有良知的一个群体，他们最有独立的人格品性，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见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对不良世风熟视无睹，对恶势力趋炎附势，对流俗陋习媚俗取宠，在强权面前卑躬屈膝，甚至同流合污，那这个民族就没救了。而知识分子除了具有渊博的学识外，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面对政治权利，面对流行的价值观、面对社会上的许多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有意识，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清醒的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其先天的不足，这个群体生长在一个人的智慧和灵性难以自由发挥的贫瘠的土壤里，统治者的阳光雨露总是不能恩泽到他们头上，他们一方面需要这些人的知识和能力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一方面又生怕这些人思想与精神的力量对他们的统治造成威胁。历代的统治者统治手段不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却是一致的，即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逆者自然被灭，顺者活了下来，成了当权者的奴仆与帮凶。长期以来中国的文人实际上只是缺钙的老母鸡下的一只卵。“五四”运动使文人的眼界与社会角色有了新的拓展，个人的价值被强调出来，胡适在“五四”之后曾经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篇激越昂扬的发言，吹起了关于个人觉醒、要求建立个人独立品格的号角，表达了现代知识人在国家主义思想统治多年后的一个个人性观念的醒悟和对通过张显个人品格、建立自由平等国家的向往。

晚年的王瑶曾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在当今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问题都来自中国人的素质与人类文明的差异，中国人的道德危机源于国人信仰的缺失。中国多年的封建、高压极权统治，使得一些文人聪明起来，学会了保护自己的办法，并且有一套保身的“人生哲学”，他们认为关键时刻要“识时务者为俊杰”要学会观风使舵。学会装糊涂。尤其是极左思潮统治下的时期，经过了多次运动的整理，知识分子已经被抽骨扒筋，不要说“风骨”，就连生存的基本尊严都被丧失殆尽，作为一个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独立精神和品格的丧失，使他们在历史变革时期难以承担起他们应尽的责任，这个阶层的人越来越只注重“知识”而越来越不“分子”。

孙建平，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面对现状，感到万分沉痛和悲愤，他觉得如果还要继续保持沉默，那他也成了一个放弃自己理想和文人品格的同流合污者。他一直有一种想要表现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构想，他试图通过对近百年来为拯救中国而努力的文人形象的再现，将那些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些大多被人们淡的忘特立独行、高风亮节、坚持己见的文化英雄；那些善良、闪耀着人性光彩的仁者，那些以智慧在人类漫漫旅途中点亮人们心智的智者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他们的光芒，穿过时代的迷雾，重新照耀进我们的生活。

2003年时孙建平画了《文心傲骨》系列之蔡元培、胡适、章太炎和辜鸿铭，这组画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画这组画的过程中，他觉得应该理清这些人之间的互相联系，了解文人之间的师承、社团、朋友关系。于是他留心收集、阅读有关这个时代文人的传记、书籍，理清这个时期的文脉。出于对当前教育现状重文凭不重人才的现象，他第一个最想画的就是蔡元培和出入红楼的文人们。蔡元培提倡文人的独立人格，提倡“兼容并包”，他担任校长时期，不论你的出身、信仰，只要你有真才实学，都可以聘到北大，像刘师培、辜鸿铭等怪人或者曾经有过错误的人，在这里都能发挥特长。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人物，又引发出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的草图。以及新潮社社的学生们的草图。由此，他又发现北大的国学教授中钱玄同、黄侃、鲁迅等有才华有作为的教授大多数是章太炎的弟子。于是他又钩沉史料，酝酿着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草图。在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的时候，又发现了吴宓这个人物，这些人绝非是顽固死抱国粹的老朽，他们饱读国学又中西兼通，都是出于热爱中国文化才对一些人吵嚷要毁灭中华文化的极端行为不满进行抗争，由此，又想画吴宓、梅光迪、柳诒征和他们的“学衡社”。后来还画了“创造社”“新月社”以及鲁迅和他的文学青年朋友。

在读他们的传记中，孙建平尤其寻找挖掘他们的人格和风骨的表现，那些像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秋瑾、陈天华这些剑气箫心的充满英雄气概、为了正义的事业赴死的文人。他钦佩不已；对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傅斯年为拯救病入膏肓的民族冲锋陷阵的先锋他崇敬不已；对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马一浮、熊十力甚至褒贬很多的辜鸿铭、林纾这些热爱中华文化、立志“殉文化”的献身精神他充满尊敬；对刘文典、闻一多、马寅初、梁漱溟不畏强权敢于坚持真理的硬骨头他投去了敬佩的目光；他也为张中晓、遇罗克、顾准在极其艰难恶劣的环境下坚持真理、敢于独立思考的文化英雄所感动。

孙建平在对近百年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的大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正从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走向民主的启蒙时期，这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我们当今的社会大变革有着某种相似的对应。我们过去的历史书籍曾经将许多历史歪曲和抹杀，很多历史的真相被掩盖。比如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一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瞿秋白被完全妖魔化了，文学家鲁迅作品的文学性被忽视而是将其推向了政治的极端，在北大和清华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傅斯年、梅贻琦等因为后来去了台湾，以致甚至从我们的历史中蒸发。孙建平通过对不同时期、各种版本和许多当事人的直接回忆中试图接近历史的真相，还这些人一个本来面目。

孙建平有他心目中为哪些人造像的标准，首先他们必须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品格的文化人，其次他在某一领域为中国文化作出过突出的贡献的文化人。带着这样的标准，通过对历史的研读，他更加体会到，中国的文化环境是世界上最复杂最艰苦的。那仁人志士，他们在清末和民国经历的是肉体的批判，许多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慷慨赴死。但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和独立的，而经历了“反右”和“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遭到的是精神的摧残和人格的扭曲，许多人在整别人和伤害他人的时候，却不知道也许下一分钟自己也将成为受害者。这种精神的毁灭比肉体的毁灭更残酷和更有破坏性。孙建平怀着宽容和理解的心来体会那些特殊时代知识人的苦闷与无奈。清末民初，他们在一个无能、腐败的政府统治下，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在满眼尽是愚昧与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是承受了怎样的民族自卑，怀抱着怎样的痛苦与悲愤。还有“文革”这个对人类文化和文明以及人性竭尽摧残的时期，中国知识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史无前例的蹂躏。所以在解读这些知识人的历史和经历的时候，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某个历史片段中也曾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也曾从青年时代的思想进步，到老年后的趋于保守，但他们曾经或以智慧，或以勇气，或以仁心在黑暗时期的中国所闪现出的光亮是那样因稀少而显得珍贵。所以孙建平将目光集中到了这些人的光彩之处，他希望这些或明或暗的星辰能够穿越时光的隧道，照亮当下的天空。

于是他将他的《文心傲骨》系列的这批画中国的文化先贤的作品取名为《风骨祭》，针对的是当前的一种文化的危机，既是对已经被时代阉割的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祭奠、回忆与怀念，也是对当代重新建立这种品格的一种企盼与呼唤。表达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一个立场和态度。这个系列的作品，虽然他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创作出百余幅作品，但是他的经营是不仅仅在画面上的，不算他以前的对近百年知识人的了解，仅这一段的集中阅读，他就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每天他都在和这些人对话，触摸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的脉络，感受他们的思想，体会他们对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功绩。



四、为先贤文人造祠，给当代文人补钙，留住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孙建平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不能被集体失忆的。他要赶在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历史还没有完全被掩盖结实前，抢回那些应该留住的文化记忆，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这也是孙建平建造“我的先贤祠”的目的所在。

孙建平知道建立一个形象的记忆是任何一个文化和历史的记忆中最醒目和最牢固的，除了画一些重要团体的群像，孙建平还画了百余位文人先贤的头像。他知道人的面孔是随着岁月的流转而变化的，环境的侵蚀也会在上面留下痕迹。那上面更是详实地记载了人的经历、经验、思想和修炼。而古人“相随心生”的对人的面孔的认识更是人类长期以来的一种经验性的结论。

孙建平从事艺术几十年，画过数千张人像，研究过上万张的脸孔，他熟悉人的面孔的细微变化与差别，能够识别上面的时代风潮与历史的沧桑。他将那些符号性的东西保留和强化下来，他用一张张的面孔组成了他所认识的中华百年文化史。这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记忆性符号，从他们的形象里，人们可以回忆出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他们杰出的才能和业绩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特别贡献。比如我们看见了谭嗣同的形象，就如看到的“百日维新时”那位国家兴亡，慷慨赴死的仁人志士，他临时刑前愤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以及那充满激情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所表现出的胆识与气节。再比如巴金，他在晚年对历史反思的最大贡献是写了《随想录》。在这本书里他并没有提出特别新的思想，只是用他曾经的威望和影响力来支持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异端思考，反对权利对独立思想的迫害。他对文革时代的许多随波逐流的言行进行了忏悔，说了当时一些没人敢说的真话。“说真话”本来是一个健康时代的知识分子最正常的行为，起码是一个知识人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却又是那样地凤毛麟角，往往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孙建平对这样一位世纪老人投去了尊敬的目光，他选取了老人一个低头的角度，他满头的银发在空中飘扬，热情的气息仍在他的额头洋溢，而他的思考却是严肃而沉重的，他低垂着头颅，像在为那整整一个时代的知识人在做着一个世纪的忏悔。他的坚韧的神态却显示了那个“革文化命”的时代，弱势群体——知识人的力量。正像艺术理论家邓平祥先生所言：“孙建平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现代性。这个现代性是他超越于中国、西方的大的一个精神文化的一个形态。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文化，都应该介入现代，因为现代性表现为它是超越于两种文化的，所以我们就应该用一些文化的共同的法则来看艺术，这一点我感觉孙建平是做得比较典型的。如果我们从艺术史多少年以后，要认识这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人的心理的问题，那么我们从孙建平的艺术中间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结论。”

这一次孙建平的“清明·拜谒我的先贤祠”这个文化活动是他的《文心傲骨》系列主题展之“风骨祭”的一个艺术行为，这个展览是孙建平近年来对中国现状、历史文化思考的结果，围绕这一主题，孙建平在展览场馆的外，制作了先贤祠的牌楼、布满文化英雄头像的平尖碑来强化他的作品的主题；展馆内铺满数百册关于近现代历史的书籍，让这些史料印证他的动意；活动的现场，这些文人的杰出事迹分别被做成标牌，附在画的旁边，并精选他们说过的一句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即介绍了先贤文人的业绩，又表达了艺术家鲜明的创作思想和倾向性；他还对“拜谒”活动进行了互动，邀请了一些先贤的后人参加这个活动，对来参加这个艺术行动的人们发起了“向你崇敬的文化英雄献一支鲜花”的项目。孙建平通过一系列的绘画、装置、文化行动、艺术互动等现代和后现代的综合性艺术语言，建造了一座他心目中的“先贤祠”，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当下思考的艺术观念。

这个展览只是孙建平这个关于文化与人文精神主题系列的一个开始，他还有许多画没有完成，截止到下午就要展览的今天上午，他还在继续创作他没有完成的那些画，他在现场画了那张宽3米、长4米的巨幅头像《陈寅恪》，他选择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来见证他的艺术观念，他急匆匆地将许多尚未完成的作品展现给人们，可见他对文化重建的期待是多么强烈，他是那么急于向人们诉说他对文化的精神体验和心灵经验。让人们从文化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他希望来参观他的先贤祠的人们不仅是被感动和震撼，还应为这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做点什么。他也希望这个“先贤祠”不仅是建造在他的画布上、建造在美术馆里，更能建立在当代人的心中，那时“我的先贤祠”将会成为“我们的先贤祠”，而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也将留存下来。因为他坚信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享受人类文明的权利，我们的后人也有权利享受和继承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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