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在画布上建造“先贤祠”

孙建平

发表于 2008-05-12 13:39:12

我为什么要在画布上建造“先贤祠”
孙建平



小时侯就爱把侠义英雄画好贴在墙上

我从小爱看侠义小说和戏剧，被英雄那种忠诚、侠义的精神感动之余也常试图把他们描画出来，由此渐渐喜欢上画画，把崇拜的侠义英雄宋江、李逵、关羽、窦尔墩、黄天霸等用正开的纸画完并列地贴在家里的山墙上，有过一些人生经历后，就开始对那些不屈于强权、忧国忧民的杜甫、李白、苏轼、徐渭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同情、敬仰。记得中学时画了杜甫像，我的老师段无染还为我题款鼓励。

之所以爱肖像画，也源于我爱交往。八十年代的文艺春天到来，在经常不断举行的文艺沙龙中，我结识了家乡的诗人、作家，经常交流成为朋友，可惜好景不长，在八十年代末的那个人所共知的事件后就来往少了。在89年，我开始画出《如歌的行板·第二乐章》，这幅作品画出我和当时经常往来的朋友们在当时局面中的迷茫状态，九四年我把酝酿了很久的创作朋友肖像想法一股脑地画出来了，为了更直接更刻露地面对人的内心的窗口深入对话，肖像构图干脆直摆摆地纪念碑般只画一个巨幅人头。从人物的性格、精神世界出发，这种对话和表现宣泄溶为一体，最初从对朋友人性的解读与表现，发展到个人情感的相揉，最后甚至就是画家直面的呐喊了。我在与朋友的交流中发泄着内心的情感积郁．当时，也画了当时我最敬佩的家乡水哺育出的文化名人—弘一法师李叔同，这也可以说是我的“文心傲骨”系列的第一幅。沉寂十年，05年来北京工作室后又画了“艺术家和他的妻子”系列以及“北飘艺术家”系列。我在画坛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作品也是肖像画如“弘一法师”“韦启美先生”。虽然我也经常阶段性地画一些风景，提高色彩，探索语言并抒发心志，但我还是更钟情于肖像画。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肖像画家。



还我们中华文化英雄的本来面目

近年来，我读了很多近现代文人的书，那些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坚持己见的文化英雄在我心中卓然而立。我在对近百年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的大变革时期，中国社会正从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走向民主的启蒙时期，这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和我们当今的社会大变革有着某种相似的对应。我们过去的历史书籍曾经将许多历史歪曲和抹杀，很多历史的真相被掩盖。比如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一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梁实秋、瞿秋白被完全妖魔化了，文学家鲁迅作品的文学性被忽视而是将其推向了政治的极端，在北大和清华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傅斯年、梅贻琦等因为后来去了台湾；还有五十年代以后被历次政治运动冤屈的人们；以致甚至从我们的历史中蒸发。

在读他们的传记中，我尤其注重寻找或挖掘他们的人格和风骨的表现，那些像谭嗣同、章太炎、邹容、秋瑾、陈天华这些剑气箫心的充满英雄气概、为了正义的事业赴死的文人。我敬佩不已；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傅斯年为拯救病入膏肓的民族以文化救国为己任冲锋陷阵的先锋敬佩不已；对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吴宓、马一浮、熊十力甚至褒贬很多的林纾这些热爱中华文化、立志“殉文化”的献身精神同样是敬佩不已；对刘文典、邵飘萍、闻一多、朱自清、马寅初、梁漱溟不畏强权敢于坚持真理的硬骨头敬佩不已；也对张中晓、遇罗克、顾准在极其艰难恶劣的环境下坚持真理、敢于独立思考的文化英雄敬佩不已。

我一直在想：在晚清之后的一大段时期中为什么产生了那么多地杰出人才？晚请之后的近代中国饱受世界列强欺凌，中华民族遭受最艰难的境地，仁人志士不甘心民族灭亡，救国。还有，那个时代军阀混战，还没有形成稳定的顽固的集权统治，所以，有相对“宽松”的民主、自由的空间。那个时代，可以自由结社，可以自由办刊办报，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所以，成为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有一点，就是那些人都饱读经书，又大多有留洋的经历。可以说兼通中外。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遗留有中国知识人自古就有的“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之心，也有独立的人格、操守和气节。而现在……。

于是在那时，我通过对不同时期、各种版本和许多当事人的直接回忆中试图接近历史的真相，我就逐渐有了要画了一组民国时代的学术名人肖像的想法，还这些人一个本来面目。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该补补钙了

中国的文人“滖”了，那个台湾人李敖这么说，滖就滖在独立精神的缺失，人格的缺失。有人说，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一是有知识，二是一个独立的分子。即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应是有独立精神有独立人格的人，何谓“独立精神”呢，学者王曙光在评价茅于轼先生的学术思想一文中写道：从擅长理性思考与冷静解析的知识者的角度而言，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要对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秉持一种疏离的超然的姿态……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所充溢的渴望张扬人性的内在冲动，那种对自我社会良知的深刻体认和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又逼使知识分子进入到一种相当入世的状态，他们不仅头脑冷静、思维缜密，而且时时闪耀着一种以强烈的社会良心关怀现世……以极大的道德激情和人文关怀去观照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期中面临的精神困境和道德重建。 “当你面对忽清忽浊乃至清浊难辨之尘世苍浪时，最要紧的，永远取决于你能否守住自己”我们的前人章太炎、蔡元培、鲁迅、朱自清、闻一多包括胡适都是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坚持己见的文化英雄。即便是人们当作笑料的“京都怪物”辜鸿铭，也是一位集真知与怪诞于一身的奇才，他国学造诣之深无人能及，孤僻、坚持己见、孤芳自赏、孤傲怪癖，可贵的是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晚年的他将他那又细又白的辫子作为“文化符号”来坚守，这也是一种气节。近半世纪还有几个文化英雄？国学的“遗老“陈寅恪面对强权，一身傲骨，在高压环境，始终保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学者马寅初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的风雨沧桑，不畏强权，刚直不阿，为国为民仗义执言，他因倔强而出名，他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现代中国的“最后一位儒家”梁漱铭，一生刚正不阿，，敢于仗义执言，人称倔老头。他对毛泽东的农村政策有不同意见，坚持儒家“明道救世“的原则据理“诤谏”，即便在群起而攻的情况下也不低头，敢于讲直理。

巴金先生在去世前写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忏悔自己不坚守真理，适时应变。他在《怀念胡风》中忏悔自己对老同学胡风所做的，“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他以他的道德勇气，唤醒人们的良知，讲真话，做好人。

要独立思考，坚守真理。想当初正是由于没有独立思考-不能坚持真理----才那么轻易附和，才那么昧着良心做伪证，才由于恐惧而举出了你那只手落井下石，才兴灾乐祸地对无辜者踏上了那一脚---

当代知识分子的怯懦、软弱、苟且偷安，丧失良知对乌烟瘴气视而不见。或装聋作哑，视而不见，抱着趋吉避凶的心态，附炎趋势选择有利的一边，即使违背自己的心意也在所不惜。中国人的高明立场，深藏不露，以策安全，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后代，五六岁的孩子就在家长的教唆、训练下去贿赂阿姨，学会藏头缩尾，明哲保身，还有许多理由——什么“难得糊涂”、“识时务者为俊杰”等等。试想，这种环境下的孩子能会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独立的见解吗？

独立精神的缺失，首先在于信仰的缺失，信神信鬼信大仙，什么都信，就是缺乏“真信仰精神”，独立精神和信仰需要一种良知、良心。孟子看来，人之所以性善，有道德，原因在于人有“心”，梁漱溟先生也讲；人之所以能保持向上奋进，成为有道德的人，原因在人有“内心自觉”，这种内心自觉可以保证心对身的主宰，使身随心动。要画好画，就要先学会做人，要从自己做起，启动人们内心中的道德资源，用道德自觉来约束自己，修炼心性，养“浩然之气”，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总之，我们中华的文人是遭受苦难最多的人群，而一个国家，如果连应该是最优秀的精英也猥猥琐琐苟苟且且，没有应有的人的尊严。不允许有自己的独立人格，那一个民族如何健康地发展？尽管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画家，我也并不能非常理性地思辩政治、对社会问题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但是，在当我们的国人的国民素质问题不断被提出的时候，我觉得脸红，我要以一个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提出问题，向那些沉沦在金钱和糜烂中麻木的知识人猛击，呼唤那些被泯灭的良知、道德，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呼唤知识界的纯洁。



面对国民素质问题的不断被提出，我觉得脸红

多年来，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造成了知识分子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49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从满清开始，中国就一直被动挨打，国力的衰退导致人民意志力薄弱，知识分子也是处在一种非常自卑的地位。共产党的出现也是在国民党腐败的前提下，大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这是一种新生的力量，并且他们站在工农大众角度，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站在民族大局的角度上，觉得毛泽东作了一件大好事，把中国统一了，变得强大了，中国成了一个主权国家了，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来感谢毛泽东，知识分子也都参加了后来的土改运动，尽管他们原来大都是剥削阶级，他们很多人跟着农民一起进行土改，这对他们自己的冲击很大，都感觉自己以前没有思想，都开始真诚地反省，包括像冯友兰等人就把自己原来的学术业绩都否定了，有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后来在三年之后的“反胡风”运动，再就是知识分子的相互交心活动，57年反右派，到66年文革开始之后，这些翻来覆去的运动最后把知识分子整成了“臭老九”。到最高潮时把知识分子弄得什么也不如，几乎置于死地。而到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知识又受到了金钱与物质的蔑视。可以说在全世界知识分子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最艰难、环境也最复杂。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中能够保持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的人寥寥无几。总之，我们中华的文人是遭受苦难最多的人群，而一个国家，如果连应该是最优秀的精英也猥猥琐琐苟苟且且，没有应有的人的尊严，不允许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那一个民族如何健康地发展？尽管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画家，我也并不能非常理性地思辩政治、对社会政治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在当我们的国人的国民素质问题不断被提出的时候，我觉得脸红，我要以一个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提出问题，向那些沉沦在金钱和糜烂中麻木的知识人猛击，呼唤那些被泯灭的良知、道德，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呼唤知识界的纯洁与进步。

中国人与其它人种相比，比较圆熟，美其名曰“城府”，有心计，缺少直爽、单纯、天真，这是与多年来中国的恶劣人文环境有关，中国人多。竞争多，为此，对孩子正直的教育不多了，我们的教育，希望孩子温顺。园熟，随和，凡是不要张扬，不许孩子说真话，要夹着尾巴做人，甚至专门训练自己的孩子油滑，适应社会，训练孩子去逢迎，甚至去贿赂。如履薄冰的事不敢，学会作假，遇见大事要看风使舵。要明哲保身，学会藏头缩尾“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沉默是金”“难得糊涂”“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青年一代越来越难以捉摸。





潜心钩沉史料、理出文脉

2003年时，我画了第一组《文心傲骨》系列，画了蔡元培、胡适、章太炎和辜鸿铭。当时<文心傲骨>中这组画虽然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但我慢慢地觉得这四个人组成一个系列并不太恰当，当时我对这些人互相之间的关系没有搞清，对他们的时代背景、师承关系、社团关系以及每个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都含糊不清。当时想画陈独秀又由于多年来历史不能客观评价他，我也拿不准。后来，我就留心收集有关这个时代文人的传记、书籍。大量读书，钩沉史料，决心理清这个时期的文脉。书读得多了，自然而然，这个时代的文人之间的师承、社团、朋友关系渐渐清晰起来，于是，我决定要把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几个重要的文人圈子先画出来。

出于我对当前教育现状重文凭不重人才的现象，我当时我第一张最想画的就是蔡元培和出入红楼的文人们。蔡元培提倡文人的独立人格，提倡“兼容并包”，他担任校长时期，不论你的信仰左或右只要有学问都可以聘到北大，像刘师培、辜鸿铭等怪人或者曾有过劣迹者，在这里都能发挥特长。北京大学的红楼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总指挥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三位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主编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乎都是中国的文化精英，第二幅我很快的画出《陈独秀和新青年》的草图。翻阅史料中知道了罗家伦、傅斯年等新潮社在五四运动的先锋作用。并且新潮社中的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顾頡刚后来都成为对中国文化是有影响的几个人物。我就又构思出一组在残败的圆明园旧址前的有志青年学生的群像的草图；在读书中我又发现北大的国学教授中钱玄同、黄侃、鲁迅、周作人等有才华有作为的教授竟然多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于是我又酝酿了一幅《章太炎及其弟子》的草图，以褒扬章太炎的培养英才的业绩；在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时，又发现了还有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吴宓，这个人物以前争议很大，但在今天重新审视历史，公正地评判历史时，就会发现这个人绝非是顽固死抱国粹的老朽，他和他的同道们饱读国学又中西兼通，都是出于热爱中国文化才对一些人吵嚷要毁灭中华文化的极端行为不满进行抗争，他们和陈独秀、胡适都是中国文化的娇子，没有对错之分，我把吴宓画在重要位置，由此，我又决心画吴宓、梅光迪、柳诒征和他们的“学衡社”。

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坛最活跃的时期，活跃着很多文学社团，他们又往往都有自己的刊物发表自己的言论。如“创造社”“新月社”等，对于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似乎没有什么争议，而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就争议很多，我在读书中知道这些人在当时的文化使命也是要以西方的新文化、来改造中国，没有什么不对的只不过这里的人很多后来去了台湾所以一直得不到公允的认可。胡适被妖魔化很久，通过开放后大量的回忆文章以及传记文章，我才逐渐看到那个时代的比较真实的面貌，我于是才果断地画出《新月社》的文人圈子。以及鲁迅和他的文学青年朋友。



我的先贤祠的选择

不是所有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化名人都要画的，要对这些文人做出“我的”选择，简洁地说就是“文心傲骨”，“文心”，就是我们中华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忧天下之忧而忧” “天下为己任”的“悲天悯人”之心，“傲骨”就是要有文人坚持真理的操守，气节、风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人一贯是，忧天下之忧而忧，即便在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无论是优处廊庙，或是卑居林下，其良知是不允许在老百姓的疾苦前面背过脸去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清清白白做人，洁身自好。

在钩沉史料中，我反复阅读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分析，对周作人失节附逆民族仇敌的人无论才华多高也不能要。有些随风逐浪、落井下石甚至助纣为虐者也不能要，但我也知道中国的文化环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有些人失小节是为了保证最起码的生存，苟且偷安地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也有些人是出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当时的中国文人在中国多年来处于软弱被欺负的状态而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分裂的局面，由衷地敬佩和感激。所以对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起的一个又一个运动都是拥护或屈从的。比如冯友兰、金岳霖等在解放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学术成就，建国后在强大的政治气氛中不能坚守自己，失去自己，认为自己以前做的学问都是错的。包括老舍、茅盾在后来都曾经动摇自己的理想，所以后来失去自己，再也没有好作品出现。还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一直处于工农大众矛头指向的一方，他们能够保持自己基本生存的权利就已经不容易，他们只能谨小慎微、看风使舵、明哲保身地活着。

另外我觉得“人无完人”，有些人或早年或晚年做出劣迹，还应该肯定他的做得好的那一个阶段，比如早期的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鼓舞人们前进的诗句叫人难以忘怀。又比如周杨早些年从政时期整错很多人，可以说罪恶比较深重，但经过文革从天上落入深渊后能够反省自己、重新做人。晚年成为代表大多数知识人向那些极左的文化棍子进攻的中坚，从而重新受到人们拥戴。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知识人的宽容大量。





不鸣则死

我自己在十几岁时也学过一阵国画，当时总感觉西方的古典绘画不叫画，太像照片，不像画，感觉真正的画都应该是气势磅礴的大写意，中国的绘画审美中一直就是“贬工褒写”，我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后来由于文革等原因吧，进了油画圈，油画也跟体制结合，就是解放后苏联写实的那些，政体都模仿苏联，意识上也模仿苏联。一开始我也是按那个步骤走，我还算万幸，走了没几年，80年代的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涌进，使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凡·高等人那种充满表现精神的绘画，特别是他那种用生命来画画，那种精神的力量很打动我，跟中国的写意有很多的相似。84年我和一些画友创建了“鸣社”，所谓：鸣，就是不鸣则死！85年我参加赵无极的学习班，我开始反省前一时期的路，当然开始也还是借用表现主义这个拐棍，把自己内心的情感抒发出来，我画了很多具有表现性的画，就是刚才的你说的那幅《山那边》，那幅《呐喊》。这张是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但是画了一段以后，90年代中后期，我就想把原来赵无极先生一直提倡的，要把中国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结合起来，这些话一直令我思考，我想我要找到一个更佳的表达自我的途径，一定离不开我所受到的中国文化的熏陶，这也是我的艺术创造中的的最重要的精神指向和文化内涵。从那时我就渐渐的把西方表现主义的东西，转换为中国自己的东西，我在学校里带研究生，我的课题就叫：写意油画。那个时候谈写意油画的人还不太多，其实我在90年代末期就写出了一个关于写意油画的东西，原来打算出版，后来出版社怕这种东西读者没兴趣，他们在考虑他们的经济效益，因而就暂时放弃了我的社会效益。几年后，写意油画这个概念，一下子又成了一股风尚，我这个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人反而感到无聊了。其实现在很多讨论写意油画的人只是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写意画的形式上，只是追求表面的轻松、简洁，而中国写意画的精髓是其文人的写意精神，什么是文人的写意精神？就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不平则鸣”。

通过文心傲骨这次创作，我也受了一次补钙教育，也就是风骨教育。这个展览开幕时很热闹，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我并不想让大家来看画的，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来看我画的，真正理解我这种补钙用意和苦心的人很少很少。我画了那么多北大的人，我特别希望北大、清华的人来看看，还给北大学生会、各个系发了好多请帖，但是他们没来，我特别伤心。我反过来一想，现在包括北大在内，都有一种很浓的商业气息。他们只想在这里坐享前人的其成，在可能的情况下，捞到大量的实惠，有几个人还在思考前人其实留给我们的那些精神的财富才是我们最可宝贵和最需要传承下去的。当然，社会越是现在这样，我就越觉得自己想干的事重要。就像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样的社会现实需要我，一个知识人表明自己对文化、对社会的态度、立场和承担。07年5月，我就把天津美院的那些事务性的行政工作都辞了。作为艺术家，我呼唤良知什么的，呼唤半天，对某些人来讲，其实是对牛弹琴，但即使这样，这琴也要弹，你弹了，就表达了你的意愿，你不弹是你放弃了弹琴的权利，放弃了话语权。你弹了，让他们习惯了，哪怕是面对一群牛，它们也一定有不仅仅需要吃草，也还有想听音乐的那一天。我想将“我的先贤祠”办成一个移动的祠，所以明年我想干脆到北大、清华里去做。我将这些文化经典送上门去，哪怕让那些沉溺于流行歌星和网络游戏的大学生们的目光能在我们的文化英雄们那里停留一秒钟，我想我都是成功的。我的《清华国学五导师》那张画被选入由70多个国家艺术家参加的北京国际双年展了，我觉得挺好！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



作品退居第二的目的

如何推出我的“文心傲骨”系列，我也思考良久。随着我对近现代的研究，我有了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将以前绘画中更多的对绘画形式的关注，演进到对艺术中观念的树立。我以近百年中国文化变革为背景，以知识人为我这个系列艺术创作的主体，我在想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表达我的文化观念，于是我想到了我们首先应该让更多的当代人知道和回忆起那些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中的许多甚至为此曾付出过生命的代价。于是我想到了能否在清明节时让人们祭拜一下他们。恰好今年的清明节是首个政府规定的公共休假日。我将我画的一百多位文化名人和十几个文人圈子及社团的作品做了个先贤祠，再加上一些表达我的观念的装置作品，于是我把一个单纯的展览就变成一个文化的行动了，这个行动就让绘画作品本身的价值退居第二，而观念的东西明确起来。当然我的作品也有与我的观念共鸣的成分，因为我画画时，意识里面的那个力度，还有冲击力，更烘托了我作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它们交相辉映，合起来才能一起起到一个震撼的作用。这个作用其实就是：呼唤知识分子的良知、风骨。我感觉我这批画，从政府的角度也开始意识到目前中国文化的流失，所以开始提倡要大力发展文化，这是一个良机；从民间角度来看，我宣扬的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人格的这些角度，正是一个先进时代的知识人必须拥有的品格，否则就是伪知识分子，是政治傀儡和文化雇佣军，对国家和人民，对民族的文化发展从长远上讲是非常有害的。我作为中国知识人中的一分子，有责任提醒公众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