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浊世清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人成为社会新贵。

商人其实就是买卖人，生意人。“商人”一词的由来和古代的商朝很有关系。历史上，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商代的臣民被贬为下等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没收土地和产业。周武王命令他们从都城迁往外地，以贩卖牛马来维持生活。以后文王继位，商遗民作乱被镇压。文王的叔父周公强迫他们迁居洛阳一带，指定他们继续以做买卖为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固定职业。由于这些人大都是商代遗民，所以被世人称为“商人”。

在古代，商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低下。三教九流中在农工之后（上九流：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在古代成功的商人有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吕不伟，编著有《吕氏春秋》一书，协助秦王赢正统一六国，可见商人也有聪明决鼎之人。吕不韦本为韩国（现在新郑）人，因擅长于经营之道，贱买贵卖，家累千金，当他到邯郸做生意，见到了被当作人质的秦王之孙子楚时，立刻就从商业上的投机转向了政治上的投机，最后，贵为秦国宰相(后饮毒酒自尽)。

商人生存之前提，即为践买贵买，赚取利润。总结商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勤奋，能吃苦耐劳。江浙沿海，温州，广州的民营企业老板，他们无论身价千万，或创业之初，皆以吃苦著称。温州人的足迹遍步全球各地，渗透到可能渗透到的角角落落。很多企业的前身，都是家族经营，夫妻经营，稳步发展壮大，形成一种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近代的晋商，更是有口皆碑。比如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在那交通不方便的年代，新婚大喜翌日，辞别柔香温玉，走西口。带领属下，远走大漠，南下江南，那一趟差旅均需一到数月。做生意之艰辛，惟有生意人自知。徽商的口碑更是有口皆知，新婚出门去，归来之时，孩子已满街乱跑。古代的商人如苦行僧般，奔波于中国大地，为了生计，为了祖业，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寂寞。70年代前出生的人，应该深有感触。中国传统上对商人的轻视，造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改革开放之初，弃农经商，下海闯荡之人，称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改变，现代的人们逐渐的改变了这一观点，商人成了新贵的代名词。

新时代的商人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部分商人，则搞政治投机，巴结迎合当权政要，以谋取一己之私利。做生意，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完全违背了商人最基本的仁心。个别商人，投机取巧，造假害人，如齐齐哈尔二药事件。商人最基本的前提是满足客户的需求，赚娶合理利润。而不是巧言令色，危言耸听，或祸害客户来赚取利润。江浙商人，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他们掌握了民众的需求，生产销售了能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生产需要的产品和设备。而那些迎合政府的皮包商人，则是官商勾结，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在咀嚼美味佳肴之时，更多的是压抑和郁闷。他们在赚取钱财后，大肆挥霍，包养二奶，养情人，醉死梦生。他们完全享受不到商人的乐趣，享受不到商人在经商中的快乐。新时代的个别商人，也在腐蚀着当权者的肌体和意志，危害着群众的利益。

中国特有的国情，让个别商人，把与政府修好关系，当成公司最大的公关项目。比如，房产公司，会有特殊的公关部门经理，不定期的拜访国家的权利审批机关，不定期小酌一番，以方便公司业务开展之需。在吃喝聊天走动之中，无意间得到的信息，就可以是最好的商机。房价居高不下，开发商之公关费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改变，自由的社会将越来越远，商人民众行事完全以法律为准绳，商人的思想观念也会发生更大的改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愿，中国的商人，都是谦谦君子，在推动经济繁荣的时候，不要忘记，只有世道清明，才是中国繁荣腾飞的前提。做商人，勿忘商道。要做到宅心仁厚，爱国爱家，不要做出损人利己之事。

在这个只有法律约束的时代，要做个好的商人，却属不易。

我要做个好商人，于己，于人，于国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