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之于普选共和制政体的探索

孔祥新

发表于 2008-04-04 12:19:59

莎翁之于普选共和制政体的探索
孔祥新
共和制政体有三种基本类型：代议共和制、普选共和制与法制共和制。代议共和制是原始部落联盟同质异型的表达式，是共和制的初始阶段；普选共和制是共和制的中级阶段；法制共和制是共和制的高级成熟阶段。共和制三种基本类型之间，并非祖孙三代的承袭关系，可以从专制帝政，进化到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尽管代议与普选共和制，存在高昂的管理成本和文明进步代价，毕竟代议共和制推翻帝政是社会的巨大进步；普选共和制更新代议共和制，是政治文明的升级。而莎士比亚依据环境，自我权衡，理性的政体追求是普选型共和制，这在史诗《鲁克丽丝受辱记》的“故事梗概”中，有莎翁亲笔写下的证据（参见拙作《共和制的牺牲——鲁克丽丝》）。
三十而立，莎士比亚普选共和制的政治思想，产生于1594年。是时，莎士比亚正研习古罗马史，为历史剧创作收寻素材。他从公元前509年，塔昆王子奸污鲁克丽丝，激起公愤，他和他的家族被放逐，王政被推翻，罗马共和国遂告成立的事件中受到启迪，产生了普选共和制的政治思想。莎士比亚原打算以历史剧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时空跨度大，人物众多而作罢，最后敲定以史诗载普选共和政体之道。史诗《鲁克丽丝受辱记》详细论述了以最小的牺牲，完成普选共和政体革命的可行性。此后，普选共和政体，成为莎士比亚思想的母题，不同时期，分娩出不同的思想艺术个体。
随着伊丽莎白女王王政的如日中天，莎士比亚依赖上层权贵，以及小的代价实现普选共和的政治理想流产。转而，莎士比亚把政治理想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1596—1599年，他写出了《亨利四世》与《亨利五世》历史剧，阐明君主可以依靠自我权衡理性追求，改邪归正，实现至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伊丽莎白的好大喜功与穷兵黩武，使得国家“到处都是穷人”（女王晚年巡幸全国后的结论）；詹姆斯一世大一统的帝政，使国内外矛盾重重，民不聊生。这使莎士比亚梦想通过开明君主，革新政治的追求化为泡影。悲剧《哈姆莱特》（1601），标至莎士比亚对帝政的彻底绝望。哈姆莱特非复家仇，而是代表人文主义者向帝政复仇。王朝易主，也许能实现开明政治，这是莎士比亚厚寄予《哈姆莱特》的一点希望。而詹姆斯一世的王道，令莎士比亚大失所望。接下来的《奥瑟罗》（1604）、《李尔王》（1605）、《麦克白》（1606）等悲剧中的帝王、重臣形象，江河日下，一个更比一个暴政昏庸。莎士比亚通过上层人物的自觉，实现共和制的理想灰飞烟灭。追求——失败；再探索，又失败；屡败屡试，百折不挠，永不气馁。莎士比亚令人肃然起敬、永记不忘的，不在他的艺术才华，而在其追求普选共和理想政体中，所展示的自我主权意志。
政体更新，以更新首脑自我权衡价值追求观最为快捷。读莎士比亚第1——152首十四行诗，我们首先感到诗人渴望其人文思想，直接影响君王决策，以实现真善美相和谐的理想社会的强烈追求。“爱情和忠贞已经死亡/凤和鸠化作一团火光 /一同飞升，离开了尘世……也未留下后代儿孙/这并非因它们身体有病/而是因为婚后仍童身……从今后，再说真，是谎/再有美，不过是假相/真和美已被埋葬。”莎士比亚以“凤凰”喻帝王（以女王为原型），以“斑鸠”自拟。长诗《凤凰与斑鸠》，是莎士比亚一厢情愿，以帝王之师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全息记录。第153与154首十四行诗及传奇剧，记录了莎士比亚以“帝王之师”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失败。时不可为人文新政，而设计之，而坚持之，永不放弃——莎士比亚之于普选共和制的抉择，正是古今中外真正的仁人志士自我主权意志理性追求的再现。拭目看今朝，无论是代议制共和国，还是普选制国家，都把法制共和确定为政体目标。地球人无可置辩地断定，政体严重滞后于人文科技发展水平的民族，和谐富强的家园，就是山后可望而不可及的彩虹。 2008/4/3于山东东平新湖中学帐庐庵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