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攻乎异端”并不表示要容忍异端

随着孔学的一再升温，孔子“和而不同”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而不同”确实是一个好命题，它表示要在和谐中保持一定的差异，这对于当今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的这一命题却与他的另一命题“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发生了矛盾，导致了孔学中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于是就有人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不能像过去那样理解为“专攻或致力于异端学说，是有害的”，而应该理解为“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是有害的”。这样孔子就不是像过去理解的那样排斥异端，而是承认和容忍异端了，这岂不是与“和而不同”保持一致了吗？

只是这样的理解似乎背离了孔子的原意。这种理解和过去的理解虽然所得结论相反，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把“斯”解为“这是”，把“已”当成相当于“矣”的语助词。其实，联系孔子一贯对待异端的态度，这句话还是应该理解为孔子是对异端的否定。因而句中的“斯”应解作“这样”，“已”作动词用，应解作“停止”。这句话可译为：对异端进行攻击，这样危害就能停止。

仅就《论语》中的文字看，孔子否定异端的言论就不少。例如：“道不同，不相为谋。”“子不语怪、力、乱、神。”“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对于紫夺朱、郑声乱雅、利口覆邦家，朱熹的《论语章句集注》引范氏的话说：“天下之理，正而胜者常少，不正而胜者常多，圣人所以恶之也。利口之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君苟悦而信之，则国家之覆也不难矣。”连非正色的紫色夺去被称为正色的朱红色，被称为靡靡之音的郑声扰乱雅正的乐声，孔子都憎恶，至于颠倒是非、颠覆邦家的巧言利口，他更是不能容忍了。一个“恶”字，充分表达了孔子对异端的鄙弃。可见孔子为了维护他那套仁义理论，面对异端的危害，他是决不能容忍的。不仅不能容忍异端的言论，异端的行为他也不能容忍。例如他的学生冉求因为作季氏的家臣，又帮助季氏征敛财富，他就深恶痛绝：“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这种学生中的异端者，他不仅要将他从自己的学生队伍中清除，还要求其他学生对异端者鸣鼓而攻之。

孔子为什么对异端持否定态度呢？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异端的存在会破坏“和而不同”，异端与“和”是不相容的。孔子这种对待异端的否定态度，本来应是他仁政理论中的一种补充，应该是与“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与“和而不同”是一个目标下的两种手段，却怎么在现代人的笔下一下变成了对异端的承认和宽容呢？这样看来，孔子岂不是一个不讲原则和是非的老好人了？这种对孔子的遮掩和美化，看似对孔子权威的维护，实则是对孔子的一种伤害，恐怕就是那些孔子的忠实崇拜者也是不会赞成的。

以上是将“攻乎异端”理解为“攻击异端”。如果将“攻乎异端”理解为“攻治和研究异端”又如何呢？那么这句话就可译为：攻治和研究对付异端的办法，这样就可以消除异端的危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将异端作为反面教员来学习。学习反面教员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反面教员，这与对异端的危害持否定态度并不矛盾。这也许更符合孔子的本意。荀子就是这样理解孔子对待异端的态度的。他在《解蔽》一文中说：“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这就是说，孔子既仁智又不受蒙蔽，所以能够通过学习各种治乱之术总结成为先王的理论。他一家获得了周代的治国之道，并能拿来运用于社会，这就是他不被成见积习所蒙蔽的结果。“学乱术”正表明了孔子无常师而无处不学的实际情况。自然所谓异端也当是他学习的内容。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就在于他能广泛地学习，从而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地。

但是，无论是将“攻乎异端”理解为“攻击异端”，还是理解为“攻治和研究异端”，都不能认为孔子容忍异端的危害。对异端的研究学习和容忍异端的危害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孔子的实际行动也表明了他对异端的危害是不能容忍的。《荀子·宥坐》中记载了孔子诛少正卯的事：“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此事似乎做得太过分，连他的门人都表示怀疑：“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的解释是，少正卯有“五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现在有人感到这是在给孔子的光辉形象抹黑，于是写博文指出：“孔子诛少正卯是专制理念杜撰的故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但是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了这件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司马迁的记载似乎有根有据，难道也是杜撰的？

用今天的观点看，像孔子这样一位人们心目中的古代伟大圣人，竟然心地褊狭到容不下一个持异议的少正卯，作代理宰相才不过七天，便欲诛之而后快，似乎完全不可理喻。殊不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圣贤，难道就不会出现一点过错？何况孔子正想借此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或者借此树立他的威望，或者借此给异端一个沉重的打击，又怎敢断定他就一定不会这样做？设想孔子如果一旦有幸做了个不大不小的君王，面对疯狂反对他执政理念的异端，或者面对威胁他统治地位的政敌，他就真的会无动于衷，从而听之任之？这种将圣人理想化的结果，只能违背历史事实，否定客观现实的复杂性，于今日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古人的思想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即使是对孔子这样的圣人，也只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绝不能因为要办孔子学院，就毫无选择地将他一些已被证明是过时的理念也生搬硬套到现实中来。因为现在的社会毕竟不同于孔子那时的社会了。在民主制度下，我们只能继承和发扬孔子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他的理论只能择善而从，用不着对他的一切言行都进行装饰和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