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我们保护了一位伟大的歌唱家！”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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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一位歌唱家深深地感动了，并不是因为他美妙的歌声。拙舌笨腮的我，复述不好他的故事，就请允许我剪贴在下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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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大生在那遥远的地方偷洒一滴泪

祖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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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祖薇）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瑞典语，他用自己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打开了瑞典皇家歌剧院的大门，并最终成为挪威歌剧院的终身签约演员。日前，挪威国家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旅居瑞典的华人歌唱家蔡大生接受《小崔说事》专访，讲述了自己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奋斗史。在挪威国家歌剧院，获得终身艺术家称号的演职员非常少，华人歌唱家中仅有蔡大生和迪丽拜尔二人。
　　蔡大生1988年怀揣着换来的200美元和梦想走出国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最多的，是自己参加瑞典歌剧院考试的那段经历。“打工赚点生活费之后，算算还离考试有好多天，我就躲到一个小酒店里，计划着这几天怎么过。吃的东西只有冷水拌面包，一天一顿，多了吃不起。快熬到考试的时候，我带了两个中国杭州的织锦缎坐垫，送给钢琴伴奏，因为考试时，钢琴伴奏的收费是一个小时200美元。我没钱，而且我参加考试要唱四种语言的12首咏叹调，我把两个坐垫送给伴奏师，他很喜欢，说伴奏就不要我钱了。”
　　解决了钢琴伴奏的问题，蔡大生在考试当天一口气唱了14首歌，“考试那天我身体很虚，站在上面没有力气，所有的人都穿着燕尾服、晚礼服上去，只有我是一双回力鞋、一套运动服，所有人都很惊讶，怎么上来这么一个？我就这样站在那里唱，因为饿手抖个不停，唱完第一首咏叹调，肚子就开始骨碌碌地响，在特别安静的音乐厅，肚子的声音就传下去了，让下面的评委很纳闷。钢琴伴奏站起来帮我解释，这时有一个满头白发的瑞典老教授，请工作人员给我买了一杯热巧克力，还有饼干，吃了以后肚子还在叫，他又叫人送了一份……我记得自己当时演唱的咏叹调叫《偷洒一滴泪》，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流，控制不住地流。一首一首唱完，台下突然有了掌声，要知道考试是不允许鼓掌的。可我当时想的是反正也选不上了，我不能花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的苦，到这儿来又走了，我还得让你们听一下我们中国歌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又要求唱了两首中国歌曲《乌苏里船歌》和《在那遥远的地方》……”
　　等待结果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一分钱也没有，我就到中餐馆，希望他们给我一个洗碗的机会，但是没有签证人家不让你打工，我最后没有办法，就到了警察局。我说我想吃饭，他们问那你来这里干吗？我说我来参加一个考试，就把邀请信给他们看。警察把我带到休息室，一个警察跑去买外卖的中餐，那是一个叫竹笋炒牛肉片的大盒饭，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吃完了我给他们唱《我的太阳》，他们听完之后都鼓掌，然后还让我唱。我说再来一盒，警察就又买了一盒，我又唱。”那段等待的时间，蔡大生天天跑警察局吃饭，天天给警察唱歌，“他们给我买好饭，我唱完歌就走，所以我在瑞典有一批特别好的警察朋友。记得我在第一次演《艺术家生涯》的时候，警察局的朋友们都来了，他们给我送了一捧花，还有一张卡片‘我们保护了一位伟大的歌唱家！’这张卡片我一直珍藏着。”
　　最后，蔡大生在考试中获第一名，11位评委全部给他打了最高分。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9/10/09）

没有到过国外去生活的人，很难体会在国外打拼的艰难。蔡大生的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据我所知，即许是一个在当地毕业了的留学生，要在那里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在美国旅游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没有劳工证，您是不能被雇用的。可是劳工证并不是由您自己申请，而是由老板去申请的，批准一次可以在他那儿干三年。三年以后，老板不再为您申请，你就得滚蛋。如果滚不到新的老板那里，您就得离开美国回老家了。如果原来的老板或新的老板愿意雇佣您，可以再为您申请三年。因此您的去留，完全由老板的需要和好恶所决定。在这六年里，您只能是小媳妇，受气包，干活的机器，听话的牲口。六年之后，老板如果还愿意留用，仍然可以再替您申请延长两年。但是，如果在这八年内，您要是拿不到长期居留证（即所谓绿卡），您还是得从哪儿来还得回哪儿去。可是，绿卡那玩意儿，也得老板替您去申请。只有您拿到绿卡以后，您才是“自由人”——您可以跳槽了，您可以改行了，您可以自己当老板开公司了，您也可以在家赋闲随心挑选岗位了。如果不走运的话，要想混到这个份上，在美国您满打满算就得给老板当八年牛马。但是，也许您当了八年牛马，都还拿不到那一张绿卡；即使是老板替您申请了，移民归化局的老爷若看您那一点不顺眼，也很容易就把您打发走人的。至于从南美偷渡进来的农业季节工人，他们的日子连猪狗都不如。那简直就是不招即来，挥之不去，惟命是从，任人宰割，有口饭吃就干，给点钢蹦就干，哪怕是害了病直不起腰来还不愿离去。旅游回来后，一位老老作家当面让我举实例证明美国社会的性质，我借用这种细节指出，他们那里是资本当家，果然说服了久经沧桑的他。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一般的劳动者移民时的遭遇。要是您系特殊的人才，如专家学者，文体明星者流；或者是该处需要的别有作用的角色，如所谓持不同意见者流，那又另当别论了。人家还巴不得您赶快申请入籍呢！这里回头再说蔡大生吧，如果他不是有那么几把刷子，一开口连警察都给镇住了，那也是很难实现自己的愿望的，尽管那愿望是雷打也不动的。然而，那几把刷子，可不是短时间内能拿下来的，那种专业水平，那种劳动技能，那种长途跋涉的艰辛和困苦，就无须我多饶舌了。蔡大生的成就和他的努力，蔡大生的幸运和他的执着，蔡大生的机会和他的勇敢，能分得开么！而这正是让我深受感动，不能不为之鼓掌之处。

同时，让我深受感动，不能不为之鼓掌之处，还在于瑞典警察那股子自豪劲：“我们保护了一位伟大的歌唱家！”这不论从国家声望、世界文化的层面来考虑，都是十分正确而且十分正当的。当初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应该说真是十分有眼光的！

行文到此，不禁勾起我的一段难忘的回忆。大约是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前吧，一位文工团员的女中音的美妙歌声，征服首都许多音乐爱好者和驻京部队不少指战员，连我不能不成为其“粉丝”。至今，她当年那声情并茂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和《中国，我爱你》的音韵、情思，总还在自己脑海里回萦不止。那会儿，当我去招待所采访的时候，她正依坐在双架床下层的铺盖上，手里拿着收录机，头上带着大耳机，专心致志地听着什么。我问她：“在回放现场实况吗？”她连忙摇头：“学英语呐！在香港上小学的时候学过，回广州上中学丢了，现在想拣回来。”这动作在当时青年人中间是很时尚的行为，我并不很在意。不料，后来却听说她复员了，出国了：心里真为她可惜：从学生业余汇演中脱颖而出后培养造就成材的尖子，就这样半途而废了。谁知，没隔太久，又听说她在国外的某个声名远播的歌剧院成了台柱，个人演唱还巡回到了香港。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有点那个说不出来的滋味。一个偶然的机会，意外见到了她当年的“闺蜜”，问起那离去的原由，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她不愿意非音乐的因素妨碍她对音乐的追求。我问：“你们这些同行嫉妒她了？”人家直摇头：“岂有此理，那有此事！是非同行的因素。”我只能默然了。听说，她那次藉着巡回演唱的间隙，还回广州来看望过自己的老妈和老战友。唉，如果那前些年她能巧遇而今蔡大生遇上的那种萍水之交，那么。。。。。。可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可惜啊，这不论从国家声望、世界文化的层面来考虑，都成了无法自豪的事情！我又只能默然了。

（2009/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