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于1921年春进入了由恽代英筹资创办的“竣新”学校，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陆军第四期学习军事，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张浩）、林育南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是林彪走上革命道路的指引者。 　　

1926年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由叶挺独立团于1926年底改编而成）参加北伐战争，任见习排长。1927年3月，林彪升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林彪初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逐渐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为朱德、毛泽东所赏识，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林彪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师长级）。1930年6月，林彪升任红军第四军军长，年仅二十三岁，1931年11月成为中革军委委员，1932年3月，25岁即任中国工农红军绝对主力红一军团军团长，他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并成为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例如：邵武战斗）；在他的指挥下红一军团获得许多回胜利，他也被誉为“红军之鹰”，是毛泽东最为钟爱和倚重的战将。

1933年8月1日，林彪在首次庆祝“八·一”建军节时，举行的授奖大会上获得一等红星奖章，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肖克等34人。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取得了四渡赤水、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腊子口等作战的胜利。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

115师指挥部在平型关
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副校长），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林彪任实力最为强大的师115师师长兼政委同时被授予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率部进入山西省西北部。

1937年9月25日，林彪独立指挥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了日本军队板垣征四郎师团第21旅1部及辎重部队，并击退了日军增援部队。据当时公布的战报，此役“击毙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抗战初期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中共称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毛泽东盛赞115师“为中国人民打了个争气仗”。蒋介石表示：“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平型关一战使林彪成为了抗日期间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同年11月，他又指挥343旅在广阳伏击了另一支日军部队。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10月林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1946年6月任中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攻占东北全境。1948年11月，林担任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指挥平津战役，攻克天津，1949年2月和平占领北平（今北京）。1949年3月11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林彪率领的四野完成了三大战役的两大战役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岛，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华中、西南乃至海南岛及全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林彪历任中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林彪反对毛泽东出兵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点将林彪，他称病拒绝，另有说法是毛泽东为了削弱林彪的权威本来就没有打算让林彪挂帅，他将彭德怀调离“一野”，让其代林彪指挥“四野”出兵朝鲜，是一石二鸟之计。

1951年11月林彪任军委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位于陈云之后，邓小平之前）。1955年4月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邓小平一起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9月，他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彭德怀之后，排第三，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部分评论家分析，这一时期的林彪，主要实行的是“韬光养晦”策略。林彪曾手书：“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些应该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他在当时的心态。


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刘少奇等人检讨三面红旗的问题时，林彪支持毛泽东的立场，说出现问题正是未能全面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结果，由此愈加得到毛的信任。从1962年到“文革”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由于建设国家根本理念的不同，分歧逐渐变得不可调和，而这时的林彪则始终保持与毛泽东的立场一致。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文革全面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了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原来排名第二的刘少奇跌至第八），而且是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1967年，红卫兵组织在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授意下，掀起夺权狂潮，军队也遭到冲击。为此林彪主导出台了“军委八条”，不久改《军委十条》，维护了军队在文革中的稳定。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统帅”。

1969年10月间，值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十月在北京进行副部长级谈判。林彪忧心苏联人的偷袭，指挥全军进行了对苏的战略调整。这一命令，被传令人总参谋部阎仲川突发灵感，命名“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据说毛泽东对林彪这一所谓擅自指挥军队的举动很不满意。

期间，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来访，谈话中林彪建议北越坚持持久战，长期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实质是“两寇并存使其斗”的传统谋略，意图使越南维持分裂，以免对中国不利。（后来毛泽东向越南人提出了相反的建议）

许多评论认为，在文革期间，林彪联合江青等势力，以毛泽东为后台，与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集团作了激烈的斗争。但一些最近的研究成果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林彪并没有笼统地把广大老干部作为打击对象，而是被动地被毛泽东卷入了文革，成为毛泽东用来打击老干部的工具。


在国外身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等人乘英国制“三叉戟”飞机出走，林彪出逃时心情极为矛盾，乘车前往山海关机场途中，曾下令停车。周恩来提出要用导弹打下来，毛不同意。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林彪要跑，随他去吧。不要打。”飞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首府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身亡。这一事件，史称“九·一三事件”。对于林彪之死，官方说法是飞机燃油耗尽而坠毁。也有不少人认为，对该机的致命一击来自外部力量，比如苏联防空部队的打击，机内被放置了定时炸弹等等；但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证据。 也有认为是毛泽东和林彪达成了某一协议所做出来的假象。

根据官方的解释，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是：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策动者之一；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预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于是策划了571工程准备暗杀毛泽东和武装夺权；事件失败后，林彪在9月13日凌晨坐飞机出走，机毁人亡。

另有评论认为，林彪出逃事件的根源在于：林彪和他的老部下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并在庐山会议上发出怨言，对张春桥等人进行抨击；毛泽东反击后，林彪拒绝做自我批评而使事态恶化。在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期间，他和各地军政领导人通气表现出对林彪的不信任，并且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林立果、叶群认为毛泽东可能会采取行动，故而匆忙决定出走，并欺骗林彪登上飞机，踏上不归之路。

其实，以林彪64岁的老人，为了夺取权力而政变的可能性很少，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全国人民无限忠于毛，军队无限忠于毛。想要政变绝无可能。如果确有571工程纪要，也应该是其儿子所为，而非其本人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审判林彪四人帮时，中共竟把张春桥的政敌陈伯达划归四人帮集团。这恰恰反映了中共有意回避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排挤和对林彪的打压导致林彪惊恐之下被迫逃走的事实。

根据《亚洲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报道，林彪在文革初期即对自己的处境有所担忧，并且秘密派人与台湾国民党方面联系，台湾方面对林彪的态度表示欢迎，但联系随后中断。此事与林彪倒台和出走的关系尚不清楚。

林彪的死亡在公布后极大的震撼了中国各阶层。李志绥写道：“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很多人认为，林彪事件是他们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开始。林彪之死也直接制造了邓小平复出政坛的机会。


身后和评价
关于林彪的评价问题，1990年代之前在提及十大元帅之时，往往会隐去林彪，称为九大元帅。在1990年代之后评价渐趋客观。对于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功勋，官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关于林彪的死因和对林彪集团评价的问题，仍然疑团重重、众说纷纭，这也成为了一段时期政治、学术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林彪作为近现代中国一流的军事家，被公认为“谋定而后动”、“会打仗”、“能打硬仗”，受到了一些军事爱好者的研究和重视。

在黄冈的林彪故居，已经被开放为旅游纪念景点。


军事思想
林彪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

1、“一点两面”：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各点平分兵力；至少两面包围敌人，以保证一定打垮敌人并求全歼。

2、“三三制”：1个班内划分3、4个小组，每组3、4人，副班长为当然小组长，另选政治较好、战斗勇敢又有经验的战士当组长。战斗时，以班长为核心，根据敌情、地形，散开距离，间隔作战，相距以听到班长口令指挥为准。既能有效的发挥战斗力，又避免拥在一堆，造成较大伤亡。

3、“三猛战术”：将机枪、火炮配备在主攻点上，同时猛烈开火，这是“猛打”；主攻点上炮火猛烈射击后，突击部队猛烈冲锋，建立剌刀血战的威风，这是“猛冲”；对已被冲动和溃乱的敌人，猛烈追击，一直压下去，此为“猛追”。

4、“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第一种情况是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再行攻击。第二种情况是敌人要退不退，就要先把敌人围住。如准备好了再打，敌人就会跑掉；如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围住它，抓住它，使它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打。第三种情况是敌退，就要猛追，不要等命令，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当然，战役指挥员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最能说明这第三种情况下作战的是辽西大会战。廖耀湘兵团被堵在黑山下，寸步难进，调头就跑。而这时的4野对其除一部拦头，其余各纵迂回穿插，猛追猛打，形成全方位滚筒式交叉。当时，战场上向林彪汇报纵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有的指挥员有些焦急，而林彪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找到廖耀湘就行！”结果10多万国民党精兵被秋风扫落叶般消灭。若是调整部署，理顺组织，按常规打，廖耀湘就可能跑掉。如果跑回沈阳，20多万大军固守，解放沈阳就难多了。）

　　5、“四快一慢”：向敌前进要快，以防敌人逃跑；抓住敌人后， 进行准备要快，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都要快；突破后扩大战果要快；对溃退的敌人追击要快，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白天黑夜。这第4快与上述第三种情况的打法相同。一慢是，总攻发起时机要慢，准备充分后再打，而一旦总攻开始，则要快。

　　6、“四组一队”：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突击队。这里强调突击连队要有分工，组与组之间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也可根据具体目标，划分3个或5个组。（这是刘亚楼总结出来的。林彪把它同前5条战术原则一起，反复向部下讲，把战术思想、军事艺术灌输给他的将士。）

1960年2月，把毛泽东在1939年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八个字串联在一起，叫“三八作风”。

1960年2月27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将来的战争是要按电钮的。2.战争准备中间最迫切的、最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我认为就是解决武器，特别是搞尖端武器。3.今后的战争已不只是靠步兵，而靠空军，导弹。空军在战场上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成为致胜手段。应当优先发展空军。”这表明，林彪建军的战略意识是很超前的，在海湾战争后，中国军方才真正意识到“高科技战争”的威力，科索沃战争后才真正意识到现代战争形式的转换，才强调科技建军，特别是空军、海军。

1962年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是“突出政治”。


家庭
父亲林明卿，母亲陈氏，林彪是家中第三子。
三个妻子：汪静宜（指腹为婚，未正式结婚）；刘新民（张梅），1937年在延安结婚，1942年1月在苏联离婚；叶静宜（叶群）1943年在延安结婚。
儿子：林立果（叶群所生）
女儿：林晓霖（张梅所生），林立衡，即林豆豆（叶群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