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贫富分化，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陶潜在《咏贫士》里说：“贫富常交战”，贫与富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与富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
富，从来都是有先富，有后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能够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可是，一定时期内不可能根绝贫富差别。既然富人与穷人将长期存在，那么，社会就有理由要求富人会当富人，穷人会当穷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古人对富人和穷人的最低要求；“贫则见廉，富则见义”是古人对穷人和富人的高标准要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获得了较快增长。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早在2003年6月，就发布一份报告认为，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
其一、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1.62倍。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2，1995年为1：2.71，2000年为1：2.79，2001年扩大到1：2.9。三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四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五是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六是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1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
其二、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其三、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内部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与此同时，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非正常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
其四、收入分配不规范。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现象；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实行工效挂钩企业的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的4%的标准进入，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务消费”随意性太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
其五、整体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格局还远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另据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数据是，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按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亿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120万穷人的家当。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从去年初到今，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遭到网民的呛声，质疑这些所谓专家、学者，为利受贿，为富人所操控，为富人帮“腔”。但谴责贫富不公的，却被指斥为“仇富”。事实上，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连新闻媒体也出现了哑声。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正当，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但是，据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农村和城市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中国农村和城里贫穷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72%仍然留在“打工”这个阶层中。百万富人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58%继续享受这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靠劳动致富，不能赚黑钱。“淫人富谓之殃”；“富则见义”，这义，就是走正道。“义”还包括富帮穷，先富帮后富是先富者应尽的义务。先富者之所以能先富起来，其中有后富者的贡献。先富者帮后富，也是第二次分配的一个方面，第一次的按劳、按资分配是合理的，第二次的按道德准则的分配也是合情的。从市场经济上讲，帮困也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市场购买力。“以富人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人而爱人，何人不亲。”既然贫困已经成为重大社会问题，政府为何不能采取必要的的措施，来加强遏制、缩小贫富差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