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确实，提到中国传统文化，而不言及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恐怕就不能触及其根本。

　　中国传统儒家自从孔孟时候起，便有了侧重伦理与侧重道德的差异。但若将孔子与孟子二人相比，便可发现，孔子更重视“道”，而孟子更重视“志”。

　　孔子所说的道，乃指“先王之道”或“文、武之道”。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无道”的社会中，孔子以恢复“先王之道”为职帜，更多地关注伦理价值的澄清和礼仪规范的制定。这也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指出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特点。而孟子自称是“圣人之徒”，儒者之道已由孔子确立，那么对于孟子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践“周公、仲尼（孔子）”之道，于是，孟子强调“士尚志”，即确立道德主体性。

　　孔孟之道，统治中国意识形态两千多年。一百多年前，随着传统儒学的式微，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儒学流派，近年来，社会上更兴起了一股儒学热，复兴儒学在很多地方成了“时尚”。有人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的“道德滑坡”，人们希望借儒学的原则来改善社会道德状况。那么，儒学能否起到这种作用呢？

　　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人，第二代学人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第三代学人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人。（至于钱穆（宾四）是不是新儒家，学术界颇有争议，他的弟子余英时先生不同意。）

　　新儒学大致呈现一个由“本体论”到“价值论”，再由“价值论”到“工夫论”的逻辑发展。现代新儒学的道德本体论试图从最根本的层面上确立儒家文化的核心地位，尤其是熊、牟、唐一系的港台新儒家使儒家的本体论哲学达到一个颠峰。

　　而当本体论基本完成，或是人们开始厌倦玄虚的本体论承诺时，价值论就可以淡化本体论的立场而着重阐发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诸如和谐、创造、中和、包容、人文关切、社会批判、天人合一、和平悠久、价值共识等等。

　　在方法论上，新儒家们试图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其基本理念是坚持思想文化决定、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事实上，他们所坚持的“中体”就是传统儒学的道德学说或心性之学，“西用”虽已不同于洋务派的西艺、西技，但本质是一致的，仍是十九世纪“中体西用”理论的现代翻版。此外，由于现代新儒家的绝大多数学人都是道德决定论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而是巨大的障碍。

　　然而，现代新儒学引起的最大质疑是，新儒学讲得如此义理规模，却没有办法面对并解决当代的社会人生问题，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影响。

　　这是因为，毕竟道德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是个模糊的概念，它不像法律条文那样明晰，也不具备明确的约束性和强制执行力。比如参加集体活动是否热心如何界定，有的人性格内向或能力有限，无法积极参与集体活动，这又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有区别。

　　以新儒学大师冯友兰为例，他提出的道德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顺天由命，无为而顺；二是为功利而忙；三是仗义贡献；四是为宇宙贡献作为。为此，可以时下被炒得火热的“医院腐败”现象加以论证。

　　当病人的利益受到医生的漠视后，很多人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种人属于第二层次的道德，对于责骂医生的人而言，他们又以起码的道德为利器鞭挞医生不够第三层次的道德，以至于医院陷入“黑暗”地带。

　　新儒学延续传统儒家的道义，将复兴儒学作为一种责任，并兼取中西民主和科学精神，用儒家的思想融合西学，以此谋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的确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一种文化总归是要前进的。

　　但儒学的开展，应以其自身的特质为起点，以兑现对生活的庄严承诺为旨归。新儒学对生活向度的选择，乃是儒学的价值诉求所规定的。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主张，即“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内圣外王”的统一是仍是新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其次，孔子当初倡兴儒学，确实是怀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对百姓生活、生命的深情关爱，这种大道德思想使得传统儒学对社会的诟病富有批判性。及至如今，新儒家的道德观却很难与传统保持一致——若如此，就很可能被社会所抛弃，另一方面，他们在寻求新的道德体系过程中，却又遭遇新的社会道德观的冲击，从而显得举步为吃艰！

　　如今，人们业已形成这样一个观点：所谓文化，要适应于时代，才具有发展的潜力。在全球化日新月异的今天，新儒学如何在道德观上标榜自己的特点，增添新的内容和含义，吸引更多的认同者，是其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