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皇帝，尽管啥德行的都有，但有一个本性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个个都有私欲。这一点，即使再贤明的君主也概莫能外。比如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金绣珠玉、宫室台謝、犬马鹰隼、四方行游，样样都喜欢，吃喝玩乐一样也没少干。不过，和隋炀帝之类的某些皇帝有所区别的是，唐太宗有私欲是有私欲，但他很清醒地把握了住了私欲的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整过头儿。

　　贞观初年，刚坐上龙椅的时候，唐太宗对身边人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你看，认识的多深刻，比喻的更是形象，意思是说：当皇帝要想当长远了，必须获得老百姓的拥护，如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像割下大腿的肉喂肚子，肚子饱了，人也死了。然而，唐太宗的这番话，言外之意所强调的，显然不是不要私欲，而是不要竭泽而渔，说白了，就是剥削必须要有限度。否则，就会“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把老百姓逼急眼了，影响到江山社稷的稳定。

　　那么，怎样做才能二者得兼——既能“纵逸”，又不至于“妨政事”、“扰生民”呢？经过一年多的执政思考，贞观二年，唐太宗提出了一条政治主张，那就是治国必须“以人为本”。他是这样表述的：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第三十》）

　　应该说，民本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渊源久远。但是，在治理国家上，如此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在封建君主里头，唐太宗似乎是第一人，这确实是一种进步。然而，唐太宗的这种进步，也就是说他所奉行的“以人为本”，说到底，终不过是一种牧民之道和治人之术，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其动机和内涵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我的理解，就是要以人的权利为前提，保障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发展权；以人的需要为宗旨，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唐太宗奉行的“以人为本”，显然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唐太宗是怎么“以人为本”的呢？

　　一是，节制徭役，安抚民心。这是唐太宗实施“以人为本”政治主张的重要策略。唐太宗最初的打算和目标是“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政体第二》）。然而，这可能吗？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不兴徭役的皇帝，唐太宗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再贤明的皇帝，也是专治的代表和领袖。不过，唐太宗毕竟经历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他懂得徭役不能太重，太重了老百姓造起反来，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弄不好还可能把大唐政权整垮台。

　　可耐人寻味的是，唐太宗尽管倡导节制徭役，但在具体实施中往往背道而驰。武德九年初，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提出来要身材壮大的未成年人当兵，魏征力谏才作罢。贞观四年，唐太宗要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阻，工程暂时停役。然而到了第二年，不仅修了洛阳宫，还修了九成宫。那么，节制徭役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贞观十一年，马周给唐太宗的一封上疏可谓一语道破。马周说：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嗟怨之言，以为陛下不存养之。（《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列传》）

　　显而易见，这样呛肺子的话，没有事实根据，马周是绝对不敢上奏唐太宗的。由此，可以断定，为了实施“以人为本”，唐太宗所倡导的节制徭役，尽管没有像隋末时候的那样重，但也并不像一些史家所评的那样轻，真实的情况似乎是，前期比较轻，到后来比较重，但重的时候似乎也没有达到使再生产无法进行的程度。

　　顺带一提的是，马周在这封上疏里明确指出，节制徭役没有很好地落实，原因在于“徒行文书，役之如故”，也就是说文件虽然下发了，但底下却没按精神执行。这显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来，惠民政策再好，如果基层领导执行的不利，老百姓照样得不到实惠。所以，马周接着又上了一封奏书，强调“临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 （《旧唐书·马周列传》）。马周的话，真是意味深长，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二是，广施善举，笼络人心。这是唐太宗实施“以人为本”政治主张的又一举措。刚即位不久，唐太宗就“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 （《旧唐书·太宗本纪》，下引同，不注）。贞观初年，山东大旱，唐太宗“令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贞观二年初，关中饥荒，老百姓卖儿卖女，唐太宗“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并“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瘗”，同时，“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帮助受灾的老百姓度过饥荒。贞观二年九月，唐太宗下诏说，“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惜费，亦人得各遂其性”，又将一大批宫女放出。

　　如果说上面的几件事，有点“小打小闹”的意思，下面的两件事则显得很有轰动效应。贞观五年四月，“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使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返回家园。八月，诏令天下，判决死刑必须“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以确保审判的公正；行刑的那一天，皇帝吃素食，内教坊等音乐机构停止娱乐活动。最有意思的是，这道诏书下发后的十二月，唐太宗一高兴，亲自审录囚徒，判了二百九十名死刑犯，然后把他们放回家里，对他们说：来年秋末行刑，你们要回来的话就免你们的刑。结果有没有回来的呢？有，但好像不多。

　　唐太宗如此诸多的举措，其本意，显而易见并不完全出于真正的善心，有的简直就是做作，但在那个时代，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封建君主能想到、能做到这些，也确实不容易。所以，相对而言，说唐太宗是个贤明的皇帝，不是没有道理，而“贞观之风，到今歌詠”也似乎就在情理之中。

　　三是，礼遇大臣，固其忠心。这是唐太宗实施“以人为本”政治主张的行为补充。唐太宗曾说过：“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旧唐书·王珪列传》）。他心明镜似的，一斤铁打不了多少钉，要治理天下，还得靠大臣们的辅佐。所以，对待身边的大臣，他有时候尽管也会冷不丁地拿一些话柄敲打一下，以为警示，但更多时候的表现还是礼遇的高姿态。

　　大臣刘师立，原是隋朝的官员，唐太宗爱其才，封他为襄武郡公。有一次唐太宗忽然问他：“人言卿欲反，如何？”，一句话，可把刘师立吓坏了，赶紧解释，唐太宗大笑着说道:“知卿不然，此妄言耳”（《旧唐书·刘师立列传》）。你看，这磕儿唠的，既然你知道人家没有谋反的意图，怎么还这样瞎说？分明还是怀疑。所以，听了刘师立的表白后，唐太宗赐帛六十匹，并把刘师立请到自己的住所安慰了一番。这种能请神也能送神的功夫，唐太宗确实很独到。

　　再如宰相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手下，没少给建成出主意，但建成愣是不听，归附唐太宗后，唐太宗问他：“汝离间我兄弟，何也？”要说魏征就是魏征，以进为退，回答的确实精彩：“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旧唐书·魏征列传》）。唐太宗一听，有道理：各为其主嘛，可以理解。于是，立刻提拔魏征为詹事主簿，恩宠有加，视为心腹。魏征死的时候，唐太宗登楼望丧而哭，并亲制碑文。有一种说法，祭奠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给活人看的，唐太宗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没有材料佐证，不敢妄断。

　　大将段志玄，治军有方，唐太宗把他与西汉名将周亚夫作比，引以为傲。有一次，段志玄病了，唐太宗亲自到他家探视，流着眼泪和他道别，并答应赐给段志玄的一个儿子五品官。大臣李勣，为李唐政权的创立和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有一次，李勣突然得了一种病，偏方说要用胡须灰方可疗治，唐太宗于是自剪胡须，为李勣和药，把李勣感动的磕头磕得直流血。这，并不奇怪。如此的礼遇，对于奉行三纲五常的大臣们来说，是何等的殊荣，他们能不感恩戴德，尽心效忠吗？他们要不那样做，那才是怪。